黄宇翔：徘徊历史的狂喜与极悲 | 联合早报

“历史的垃圾时间”在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召开前成为新闻热点，官媒连续数日鸣鼓而攻之，批为“阴阳怪气”“别有用心的鼓吹煽动”“这是一句暗示无助、无希望的流行语，否认和淡化了中国的一切”。“历史的垃圾时间”无疑是对中国未来极度悲观的论调，仿佛面对历史洪流，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但在“垃圾时间”论提出的前几年，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后的一年，抗疫成就彪炳、经济数据一骑绝尘，“中国时刻”“中国世纪”的论调甚嚣尘上，以为中国将主宰世界，其乐观也勃焉，其悲观也忽焉，极悲背后乃是对狂喜的失落，“厉害了，我的国”吹过头，一旦兑现不如预期，反过来就成了“垃圾时间”。狂喜与极悲是历史诠释的孪生儿，一体两面。

看到“历史的垃圾时间”，不期然想起大概10年前，中国学界热议的话题：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当年的12月1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首届知行思想年会，题目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当代思想名家都对“中国时刻”的命题发表深刻的观点，并在其后的10年结集成多部著作，都值得探讨。

从未来指引当下

“中国时刻”的讨论且按下不表，仔细一看，其命题结构与最近火热的“垃圾时间”颇有雷同，一者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另一者则是“历史的垃圾时间”，两者都涉及“历史”，即我们如何在历史的长河里，定位自己身处的时间。这里的“历史”都并不是已过去的事情，而是投向未来，通过种种设想未来历史进程，甚至设定历史的终点，从未来定位现在，从中寻找我们该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