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木：搭建南洋文学桥——记寒川 | 联合早报

2004年，基于新华作家寒川对印度尼西亚华文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印尼华文写作者协会（简称印华作协）颁发印华文学功勋卓著奖给寒川。20年后，也就是2024年7月下旬，印华作协颁发印尼文坛贡献奖给寒川。寒川在推动印华文学的同时，也带动了新印华文文学的交流乃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

编写母校华中、南大与原乡金门

与许多传统华校生一样，寒川的文学启蒙与编辑之路起步甚早。1968年，在华侨中学念书的寒川充分展现艺文才华：担任《艺澜》壁报主编，参与毕业特刊的编务。

多年后，寒川通过主编《华实串串：华中华初文艺纪念集》（1993）、《华岗依旧：华中华初校园生活回忆录》（1999）和《华中百年情》（2019）等文集的方式，回报母校华中。它们承载着无数如寒川的校友对母校、师长与昔日同窗的深厚情谊。

1993年3月30日，《联合晚报·文艺》发表寒川《华实串串，串串华实》一文，他在文中感慨地写道：

“华中创校于1919年，至今已有73年的历史。作为曾经是东南亚最高等学府的华中，校友满天下，在各领域疆场为社稷、为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文艺园圃里，我们曾经有过一批的园丁，以血汗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地开垦着；一些也还在继续耕耘着——尽管文艺这码事，在这商业社会里并不令人重视。”

1969年至1972年，寒川就读于南大中文系，既主编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文艺刊物《北斗》两期和《中国语文学报》第四期，也主编佛学会出版的佛学刊物《贝叶》第六期。

寒川对南大母校之情，可从两首诗看出来。1995年，他以《爱情三部曲》为题，写下咏叹南大的组诗。2012年，他爱护母校的心意未减，创作诗歌《牌坊独语》，为带有原罪之名的南大牌坊伸张冤屈，同时也借喃喃独语宣泄心中烦闷。

1950年生于金门的寒川，5岁离开原乡，随母亲坐军机辗转来新加坡与父亲团聚。自1980年的《童年·金门》开始，寒川对金门的诗写就未曾停止过。2002年，年逾半百的他首次回返金门，无情的战火已在他的记忆深处成了历史尘埃，他写下《古厝》之一、《古厝》之二和《风筝》三首离散诗。

在《古厝》之一的附注中，寒川写道：“五岁离开金门，几近半个世纪始能回乡，第一想见的，是当年母亲生我的地方。”简单的内心陈述，可感受到金门之于寒川是生命的原始之地，是永远抹不掉的生命脐带。

2005年，金门会馆文教部出版由寒川主编的《新加坡金门籍写作人作品选》。他在后记中说，2004年，金门会馆文教部邀请本地金门籍写作人举行交流会。“席间，大家兴致勃勃，咸认为应该出版一本新加坡金门籍写作人作品选集，以反映此地金门籍写作人的文学情感与生活阅历，并彰显金门籍写作人在新加坡文坛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主编这本书，是寒川回报原乡金门的方式之一。

情系新加坡与东南亚

寒川的文化编筐工作是先立足于新加坡，再辐射到整个东南亚。

1977年8月，寒川主编的综合性杂志《挺进报》创设《亚细安文艺》栏目。相信这是新加坡最早增辟东南亚华文文学栏目的华文刊物，可见他对本区域华文文学的重视。当年27岁的寒川在《编者的话》中说：

“这些日子来，强调亚细安合作始终是亚细安五国的重要课题。亚细安国家固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必须采取合作态度，在文化方面也应该互相认识与了解。本报特辟《亚细安文艺》走廊，便是让读者有机会了解亚细安国家的文艺创作情况。”

三个月后，署名黄梅雨（李锦宗）的马来西亚作家在《亚细安文艺读后》一文中回应说：

“《亚细安文艺》的推出可以说是东协（编按：亚细安也称东南亚国家协会、东南亚国家联盟，分别简称东协、东盟）华文文坛的创举！这种做法值得加以提倡，以便促使东协五个成员国的文学交流，进一步联络这个区域的写作人之间的感情。”

1990年，隶属于武吉知马民众联络所的锡山文艺中心成立，并在隔年出版《锡山文艺》创刊号。从创刊号到2018年的第49期，寒川担任审查最后排版的编务顾问。

2003年至2005年，锡山文艺中心、新加坡作家协会与新加坡文艺协会携手编录《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寒川在这项文化工程中兼任工委会秘书和编委，与主编骆明和其他编委紧密配合，执行卷轶浩繁的编录工作。

2012年至2016年间，由于兼任锡山文艺中心主席，寒川更近距离地参与《锡山文艺》的编务，亲力亲为地执行出版后的运送工作。在他的建议与组稿下，这四年内出版的《锡山文艺》第38期至第45期，皆辟有《东盟园地》栏目，专门发表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

此外，在寒川的带领下，锡山文艺中心继续活跃于文化领域，主办戴文锦新书《笔墨情缘》发布会，《锡山》编者、作者、文友交流会，与作协等机构联办文学与生活论坛，主办秦淮迷你歌宴观摩会等。

2013年8月下旬，印尼《国际日报·东盟文艺》推出锡山文艺中心作品专辑。2015年底，锡山文艺中心出版寒川主编的《锡山脚下：武吉知马的故事》。

寒川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情感，可追溯到1971年5月，他第一次前往印尼时所目睹的排华现象，以及印尼华文文学宛若在岩石缝中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

1988年12月，寒川参加第一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并宣读论文。两年后，他第二次参加这个文艺营。1990年，《源》杂志第12期发表寒川题为《湄南河畔的芬芳——记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的报道，他当时乐观地表示：

“第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虽然很快地便成为湄南河畔的余香，然而，在这里撒下的友谊，各国华文作家热爱华文创作的那一份苦心与执着，将是华文走向更大海洋的一股力量。汇聚更多更大的力量，华文文学势必在九十年代绽放出更灿烂的花朵。”

1996年至1998年，寒川担任《新加坡文艺》主编，1996年5月出版的第61期，推出“第五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专辑”。1997年9月出版的第64期，寒川在编后话中感叹新华文坛的“悲秋”和“苍白”，同时称赞印华文坛的繁复多姿：

“随着工业的发达，我们的文学创作却远远的落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后头，越来越跟时代的节奏脱节，整个文坛充斥着‘悲秋’的景象，这是可以感觉出来的。我们无意为现实主义请命或扮演前卫的角色，但希望能多一点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为我们这个‘苍白’的时代留下一点泥痕。反观印华作者的作品，大多是反映他们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因而呈现出来的画面总是那么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文学即人学，人文关怀与悲天悯人是文学的要义与诉求。1998年5月，印尼发生举世震惊的排华事件，同年8月20日，《联合早报·文艺城》发表寒川激情澎湃的散文《淌血的五月》。结尾时，寒川义愤填膺地写道：

“印华作家和其他印尼华裔一样，他们视印尼为祖国，也为印尼做出重大的贡献；他们热爱这一块生长、生活的地方。然而，尽管他们入了印尼籍，起了印尼名字，他们还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没有被视为组成印尼的一分子。”

义务参与印尼华文报副刊编务

2010年5月18日，《国际日报》增辟面向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副刊《东盟文艺》，邀请寒川担任统筹兼主编。2013年11月5日，《文艺城》发表寒川题为《一座文学情感交流的桥梁》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

“《东盟文艺》的创刋，无疑是华文文学跨区域的创举；廿一世纪科技进步的今天，人类是应该不受疆界的隔离与束缚。通过互联网，各地华文文学也更能迅速地在一起交流和切磋。”

寒川深信，生长在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写作者，在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准，奋力走向国外，并拓展更大活动空间的同时，研究并了解本区域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创作概况，有助于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东盟文艺》既是一个方便、快捷的信息平台，也是东南亚华文写作者相互了解的窗口，是一座文学情感交流的桥梁。

2015年5月，移民澳门多年的原缅甸华文作家许均铨在《寒川，缅华文友的良师益友》一文中，满溢感激之情：

“两年前寒川兄的一篇论文统计过，从第一期至第200期，在《东盟文艺》发表的缅甸作者高达75人，是《东盟文艺》副刊中，作者最多的国家。缅甸华文文学积弱了半个世纪的形象，开始转变了，寒川文友功不可没。”

2014年10月18日起，寒川也主编面向本区域华文作家的《印华日报·东盟园地》副刊至今。

2016年，寒川应邀为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学生主讲题为“印尼华文文学的发展概况”的讲座。他把印华文学分为三个时期：一、1949-1965年文艺鼎盛时期；二、1966-1998年华文禁锢时期；三、华文解禁后至今的印华文坛。对于印华文学的未来发展，寒川乐观其成：

“华文解禁后的印华文学，展示着坚强的战斗力，尽管绝大多数的写作者并不富裕，但他们却以坚定的信念，努力不懈地在文艺园圃里耕耘，让印华文学在这块华裔也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千岛之国薪火相传。我们相信，只要华文教育在印尼能有一个自由生长的土壤与环境，印华文学随着大时代气候的转变，将会再次欣欣向荣，百花齐放，这是可以预见的美好远景。”

2018年起，寒川协助面向大中华区作者的《印华日报·文艺火炬》副刊的组稿工作至今。近期，他也参与印尼华文报《新报》的组稿工作。换句话说，单是印尼的华文报，寒川义务统筹、主编或组稿的副刊就有四个。《印华日报》近年来转型为纯线上版本。2024年4月，《国际日报》改名为《环球快报》，但《东盟文艺》周刊照常出版。

曾在1960年代初期肄业于南洋大学的马华作家杰伦，在为2024年6月出版的《寒川序跋集》所写的序文《六一烟火话寒川》中说：

“诗人寒川，热心热眼，诗有乾坤，诗情画意，向上向善，炙热可亲，真诗人也。在过往的岁月，也曾在国际华文文学研讨上多次会面。除了诗文的书写不辍，寒川更是著名的文艺活动家，不仅在新马，在世界各地他都建立了与文学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印尼华文文学的生存与发展，寒川有着巨大的贡献！”

杰伦对寒川的盛赞，虽有文人之间相互酬唱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真情实感。

2007年12月，印华作协出版立万翻译的《印尼当代诗人诗选》，寒川应邀写序。他在《努力扮演文化桥梁角色》一文中语多勉励：

“立万近年来致力于印华诗歌翻译工作，深知崎岖艰辛，却仍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我读他的翻译诗，有机会一窥印尼土著诗人的内心世界，不啻是一种享受与收获。希望有更多印华文友如立万、陈冬龙，继续努力扮演沟通的文化桥梁角色，为印华兄弟友族的和谐团结做出贡献。”

寒川当时虽是在赞誉立万努力扮演印尼土著与华人之间的文化桥梁角色，而寒川本人又何尝不是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海洋中，构筑起一座座美好的欣赏、借鉴与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