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素君：家族史 | 联合早报

许多新加坡华人南来时，没有携带宗祠的记录，来到此地重新开始，过往是一张白纸，也许是好的开始。离开了宗亲的纽带，自己有了后代子孙，白纸上又有了叙事的可能。子孙如果追溯南来的先辈，过往不再是白纸，而是充满故事的长卷。

我在二十出头时，祖父突然去世，而祖母在我两岁时就逝世了。曾祖母的葬礼我却有印象，只有六岁的小身躯穿起又热又发痒的麻布衣，跟着众人跪拜，看到这么多亲戚哭泣，只有不解和好奇。

这三个和我血缘很深的人，入土后被分散在各地，祖父因为怕火，生前嘱咐一定要土葬；祖母和姑婆葬在马来西亚的南亚港（Teluk Sengat），曾祖母的骨灰在新加坡某处的骨灰塔。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先辈中还有祖父的兄姐，也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

萌生写下先辈事迹的念头，让他们的足迹能够显现在记录里，抵御遗忘。但是阻碍重重，不是自己安排不出时间，就是可以口述历史的姑姑没空。这个意念拖沓了一年，看似遥遥无期，却是冥冥中注定，分散各地的亲人遗骸，最终在柔佛的寺庙“重聚”，而他们的故事就在大姑的娓娓道来中渐渐浮现。

祖父名字是蔡木丰，伯公叫蔡森林，名字都与“木”字有关，多半是因为族谱到了他们这一辈，都要有“木”字，但是我觉得可能也寄托了扎根茁壮的希望，而两个人注定离乡背井。祖父是二房所生，从小曾听说他是离家出走的，而且誓不返乡，像是戏文展开的起点，或是坎坷历程，或是到最后衣锦还乡。但生活不是虚构，没有整齐的曲线，祖父从潮州揭阳市大西村出发，辗转到了泰国，和兄弟失散，再来远在南洋末端的石叻坡（新加坡旧称），再去南亚港，最后终站是现代的新加坡。又有另一说法是，他二战之前来新加坡投靠开杂货店的大哥，后来又再回家乡，因不习惯那里的生活而重返石叻坡。

祖父的踪迹飘忽，有很多疑点，是那个漂泊年代的缘故。他是二房所生，是否被其他兄弟歧视？为什么年老后都不愿回家乡探亲？只是含糊地说那里的亲戚都是要钱建房子（又有人说祖父的父亲鸦片上瘾，散尽家财，这也是许多家庭在清末民初的共有悲剧）；背后的许多故事已经无从考证。

他的生母叫郭淑仪，我的妈妈也姓郭，这些无谓的巧合有时让人惊喜。

可是如果祖父曾在石叻坡的杂货店打工，他后来回家乡又复返，很可能做了街边小贩，卖的是番薯清汤。姑姑自小就听她的父亲说番薯要松软美味，得隔夜泡水再煮；这是做小买卖时的窍门；记得小时候农历新年去柔佛拜年，最期待的是抵达时，吃一碗祖父大早煮的清汤。

可是后来他突然离开石叻坡，听说是犯了法。记忆中的祖父憨厚，甚至有点胆怯，很难想象他触犯法律。可能是“走地牛”被警察抓，付不起罚款而潜逃，但他辗转到了马来亚的南亚港，遇到了祖母，就此开枝散叶，完成了他“木丰”名字里二字的一点宿命（这里还有一件事永远成谜，我的爸爸，即我祖父母的长子，是在石叻坡出生的）。

曾祖母在马来村庄里开杂货店，专卖马来人抓来的鱼虾和其他杂货。后来举家搬迁到华人聚居的地方，就以养猪为主。曾祖母是个养猪达人，常将香蕉树砍下剁烂，加入猪饲料，把猪养得特别肥美，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曾祖父母的许多子女中，只有我祖母一个女儿，而且是长女，可能有点骄纵吧，看到初来乍到的祖父，可能因为都是潮州人，看祖父虽无亲无故，但人还算老实，就把掌上明珠黄荣香，嫁给了他。

祖父和祖母就住在岳家附近，整条街都是卖菜的，随便走一圈，就可以低价买到蔬菜。在那个时候，若是回到家看到桌上只有马尼菜或番薯叶，就知道祖母那天手气不好。曾祖父收马票，但是自己不赌博，唯一的女儿可能因为自小家里都是弟弟，惯做大姐的架势，并不忌讳在男人出没的地方下注，她自己虽是个中高手，却不敢让父亲知道，畏惧父亲，不怕母亲，可想曾祖母有点溺爱祖母吧。

据说，曾祖母名叫阿乔，知道点历史典故的人，自然联想到大乔小乔这传说中的东吴佳丽。我印象中的曾祖母，已经将近八十岁，总是整整齐齐，梳个银白的小发髻，脸上涂了薄薄的茉莉粉，脸挽得很干净，很少说话，不怒则威。她没有什么皱纹，皮肤很白皙，年轻时应该有着典型潮州女人的清秀。妈妈说她很传统，每天早上要喝媳妇亲自端来的咖啡，家里三餐都是男人先吃，女人才可以动筷。祖母去世那年，妈妈和爸爸到南亚港奔丧，所有媳妇和孙媳妇因为家里办丧事，要在厨房站着吃饭，连身怀六甲的妈妈也不例外。

后来听说她很喜欢到我妈妈表姐住处闲话家常，而且坐到黄昏才返家。这已经不是她在南亚港的家了，因为儿子出来刚独立的新加坡创业，新寡的她也来到陌生的环境。因为很孤独吧，正好她的儿子是向我妈妈的外祖父租了房子住，左邻右舍最健谈的就是那位表姐了，边洗着衣服，边和她聊天，说着她熟悉的潮州话，略解了乡愁。

虽然娘家生活尚可，但因为毕竟是嫁出去的女儿，又有点好玩，祖父母两夫妻的小日子不见得很好过。每到红角虾的季节，祖父就到海里抓红角虾贴补家用。他必须彻夜站在海水里，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找寻红角虾的踪迹，然后用碗盖住，一个一个抓起。这么辛苦的劳作，因为祖父慢性子，脾气好才能忍受得了。

相对于祖父的踏实（可能会被看作木讷），祖母显得机灵，她无师自通，用炒锅和木炭就可以烘培出洋人才吃得到的牛油蛋糕。祖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很懂草药，会抓“蛇”（带状疱疹）。先是找到一生两头的“蛇头”用针扎下去，水泡就会消，街坊邻居都喜欢找她帮忙缓解病痛。她胆子很大，敢帮人接生，村里只有一个接生婆，如果生病或出勤，没人接生，祖母就会顶替。当时她还知道剪刀容易生锈，如果用来剪脐带，伤口容易感染，就砸碎碗，用碎片割断脐带。

那时住在乡下，小孩子踩到铁钉或被蛇咬是常有的事，可是祖母的小孩没有因为感染破伤风或中毒而丧命。孩子只要有意外，她就迅速挤出血，不断拍打脚板逼出毒液，然后大葱加粗盐搅碎，敷上去，好像就不药而愈。可是祖母后来五十几岁得了高血压，不肯吃西药，自己用中药医治，最后还是爆血管走了。风风火火，急性子，决定她一生的曲线，也决定了她最终的结局。

在我模糊的回忆中，两岁的我在摇篮里，祖母俯身看着我，我立即大哭。长大后一直疑惑，婴儿怎么可能有记忆？后来想想，难道是祖母的灵魂来道别，只有还没有意识的孩子看得到她，或许哭是因为我知道她已经不存在人世间了？据说我的名字是她起的，不是“淑”，可能她不求我长大后贤淑，后来选了“素”，希望我忠于自己的本质天性；“君”是潮州人给女儿取名字偏好的字。我脑海里虽然没有和她相处的片段，但是我的名字有着她的印记。

当然，新加坡华人的祖辈都有日治时期的故事，我家也不例外。那时上述的所有人都在南亚港，我的祖父母还没有结婚。那些日本人也不知道是属于准备从柔佛下新加坡的军旅，还是留守边界的。曾祖母拿好的生鲜讨好一些比较友善的日本军，如果日本军要来围剿女孩，他们会先向我曾祖母通报消息，祖母和其他女孩就背着一桶饼干上山躲藏，直到危机解除。

祖父厨艺很好，卤鸭卤得特别香，连妈妈都说他走之后，吃不到这么正宗的潮州味了。厨艺也救过他一命，在无法考据确定的情况下，日治时期他帮日本军煮伙食。虽然不谙日语，只是炒些小菜，也不会煮什么日本菜肴，只为求存，日本军可能看他是老实的平民百姓，就没有加害于他。

大姑的童年记忆中，南亚港有蜻蜓季，漫天美丽的蜻蜓，如果不幸被小孩抓获，绑上红绳，像风筝放飞，可是无心的孩子有时扯得太猛，蜻蜓会断成两截。生活的残酷，美丽的瞬间，是贫穷动荡年代的写照。那个很难有分明对错的年代，那时代的人只为了能够活下去，而我的家族史没有什么时代的巨人，只有平凡的人生和零星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