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合肥模式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 但复制非易事 | 联合早报

在合肥国际机场大厅正中央，展示的不是代表性的城市元素和装饰，而是蔚来新能源汽车。

工作人员告诉《联合早报》记者，蔚来汽车（简称蔚来）是合肥的“土产”，把车子展示在机场大厅C位，能吸引游客对它进行静态体验，提高对蔚来的认识。

合肥是中国安徽省省会，蔚来和这座工业城市的缘分可追溯至2020年。蔚来当时因资金链断裂深陷危机，合肥在公司面临破产之际拿出7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3亿新元），换取蔚来24％的股份。这笔救命钱让蔚来从命悬一线到浴火重生。在两年内，蔚来实现了盈利，股价也节节攀升，市值一度突破千亿元。合肥政府之后对蔚来股份的套现获得可观回报。

从长期效应来看，这项投资还吸引了大批上下游企业入驻，包括大众汽车、比亚迪，以及锂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使合肥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聚集地之一。

合肥去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74万辆，在全国排名前五；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在合肥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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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04_15_676235) 合肥国际机场大厅的正中央，是蔚来新能源汽车的展区，进出机场的旅客可以近距离欣赏蔚来汽车2024款新能源车ET5T。 （林煇智摄）

合肥对蔚来的投资在外界看来是一次成功的豪赌，让“合肥模式”迎来高光时刻。所谓“合肥模式”，指的是政府以投资的形式吸引大型项目落地，促进产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地方产业升级转型。

事实上，被外界封为“最牛风投城市”的合肥早在十几年前就进行过两次令人惊叹的投资，分别是2008年拿出财政收入的一半投资中国显示屏制造商京东方；2017年出资超过100亿元合资成立半导体公司长鑫存储专攻储存芯片研发生产。

两项投资的成效显而易见，京东方的落户让合肥建立起了千亿级的新型显示产业链；长鑫存储则让合肥在半导体行业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成为中国少数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

凭借着合肥模式，合肥从2012年至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GDP）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并在2020年跻身“GDP万亿城市俱乐部”。合肥去年GDP也达1.27万亿元，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

中国总理李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深陷困境、经济转型之际，合肥模式成了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的示范。

全国两会闭幕不到两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3月下旬邀请了25家中外媒体到合肥采访，了解当地政府与企业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来自25家中外媒体的记者参观合肥的光伏能源制造商阳光电源展示的光伏逆变器。（林煇智摄）

一些平常少让外国记者参观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安徽）、以合肥为总部的国轩高科、阳光电源等中国制造业出口“新三样”企业也为媒体敞开大门，介绍产品和现代技术。

在大众汽车（安徽）面积10万平方米、相当于15个足球场大的焊接车间，1000多台多轴机器人正在生产新能源车，庞大厂房因为工人稀少而显得格外寂静。

大众汽车（安徽）焊接车间主管辛克介绍，该车间的自动化率超过90%，整个车间只有140名员工。他说：“我们现在每天可生产300辆汽车，但不久后这个数字可以增加到1200辆。”

大众汽车（安徽）10万平方米的焊接车间每日可生产300辆新能源车。庞大的厂房有1000多台多轴机器人，员工人数只有140。（林煇智摄）

几乎每家受访企业负责人都强调了公司在创新和技术研发上的投入，以及合肥在产业聚集和人才培育的优势。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杉受访时指出，地方资本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政府能否准确把握市场驱动的产业发展趋势，而合肥政府能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一支充分了解产业技术路径的专业团队。

人才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合肥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在技术界名声响当当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该校培养出近60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均每一千名本科毕业生中就有一名院士，比例是中国高校之首。

中国各城市争抢高新技术人才的竞争激烈

即便如此，受访政企主管人员指出，在各城市抢人才的竞争激烈下，合肥的高新产业人才依然面临短缺。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张云受访时不讳言，合肥未来三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短缺可能达到3万多人。他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国轩高科高级副总裁王启岁也指出，除了高级人才，与新能源领域相匹配的蓝领工人也非常稀缺。为解决这个问题，公司不得不与一些高校合作，提前“预订”这方面人才。

国轩高科高级副总裁王启岁指出，合肥就业结构性矛盾在公司招聘时突出，除了高级人才外，与新能源领域相匹配的蓝领产业工人也非常稀缺。（林煇智摄）

地缘政治的不利因素也增加了合肥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不确定性。

中国“新三样”产能过剩近几个月成为中国与欧美的新分歧点。欧盟至今已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和风力涡轮机发起反补贴调查。一旦调查认定补贴成立，这些产品进入欧洲后将被征收更高关税。

张云坦言，欧盟贸易壁垒对安徽的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他也表示全球市场很大，安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也做得非常好，并且随时可以开拓其他市场。

不过，中国各其他城市想复制“合肥模式”并不容易，一些城市在尝试过程中“交了学费”，成效却不理想。

张云说，合肥模式是建立在安徽战略叠加的优势之上，其中包括长三角一体化、中部崛起计划、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他说，这为合肥提供了创新和产业基础的优势，以及较强的地域功能和和战略空间。

另有分析指出，“合肥模式”能成功，也包括该模式的底层逻辑，有效地兼顾金融回报和社会发展，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地方发展实力，更好满足当地人民生活的需求。而此前，合肥也没少受挫折。

例如，作为内陆城市的合肥，曾在2007年以46亿元引进中国最大民营船企江苏熔盛重工，甚至砸重金挖航道解决解决产品外运出路。但随着航运市场2012年急转直下，熔盛重工因巨额债务而暴雷。这次失败的经验，证明城市在寻求产业发展时，“逆天”之道不可行。

安徽地方官员对来访的中外记者介绍“合肥经验”，右起为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罗文杉、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李国阳、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张云。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明武主持记者会。（林煇智摄）

罗文杉说，合肥模式能不能被复制，要综合评估各个地方的产业基础、人才供给、和对产业的判断，且一定要因地制宜去做。

“因地制宜”在合肥官员们受访时被多次强调，这或许是他们这些年投资经验中总结出的体会。

合肥的经历证明，除了地方条件的硬实力，干部也须具备尝试的胆识和勇气，并且能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毕竟任何投资决策都带有一定的风险。但眼下中国多地财政吃紧，风险的承受能力又与地方政府财力呈正相关系，这也意味着合肥模式要在其他城市成功复制将更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