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李显龙时代 见证小红点发展与繁荣 | 联合早报

参加总理就职典礼受启发 打开眼界成媒体人（骆美槿，33岁，《海峡时报》副刊助理主任）

20年前，14岁中二学生骆美槿电邮给时任副总理李显龙，要求参加他接任总理的宣誓与就职典礼。多家媒体当时采访了这名大胆的女生。

那次的经历打开了这名女生对新闻工作的眼界，20年后的今天，她已是一名媒体从业员。

自认数理不好，却热爱英文和文学，骆美槿记得，李总理在宣誓演说中，鼓励新加坡人勇于表达不同的观点，追求非传统的想法，甚至是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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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这让我觉得，我不需要像其他同龄人，选修三门理科科目，或是上大学念理科。我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

父母也经常鼓励她做想做的，而不是盲从社会规范。于是，她在2007年上初院时成为首批选读戏剧学的学生，2013年毕业自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

延伸阅读

[国人感谢李总理 20年来把新加坡治理得很好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04_21_677562) 骆美槿感受到大环境这些年来仿佛经历了一场进化。

她说，人们开始了解一些非传统的职业选项。对于出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从事戏剧或艺术事业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到了她的年代，得益于教育体系改变，他们能从事艺术相关职业，有些初院同学目前仍活跃于戏剧界。

庆幸生于新加坡 安全便利（杨子莹，18岁，工艺教育学院二年级生）

18岁的杨子莹认为新加坡格外安全、便利，十分庆幸能在新加坡出生。但随着我国的物价不断上涨，她也对未来怀有不少担忧，担心自己无法在毕业后负担起在新加坡的生活。（邝启聪摄）

10年前八岁的杨子莹认为新加坡十分安全、便利，庆幸自己出生在新加坡。

之前年纪还小，她说对李显龙总理的事迹不太清楚，但李总理处理冠病疫情的沉稳方式让她印象深刻。那段期间，不仅带给她和身边亲友安全感，也让她对政府的危机处理表现无比自豪。“我很高兴在这种情况发生时，他是我的总理。”

杨子莹的母亲是中国移民，父亲是新加坡人。对她来说，能够当个新加坡人是件骄傲的事。每当与家人到中国探望外公外婆时，她总会想起新加坡的安全和便利，对于自己生活在这个岛国感到幸运。

不过，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忧虑，怀有爱国之心的杨子莹对未来也有一些不安。“身为新加坡人，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我怎么在未来负担得起新加坡的生活？”

她说，父母目前的经济能力还应付得来，但物价和房价上涨也是眼前可见的事实。“我现在还能依靠父母，但未来呢？我独立后要怎么负担得起这一切？薪资能不能跟得上通货膨胀？如果我毕不了业，或者没有通过考试，我会担心自己有没有经济能力在新加坡生活。”

总理主政国泰民安 小贩炒粿条拉拔三孩子长大（何建达，68岁，炒粿条小贩）

何建达靠着炒粿条养大三个孩子，他目前最希望能在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减少工作量，把炒粿条当成打发时间的活动，不用那么操劳。（蔡家增摄）

每到用餐时间，锡安路河畔熟食中心的“18炒粿条面”档口前都会排起长长人龙。熙来攘往的人潮，总是得持续到晚上摊位熄灯为止。

老板何建达小学一年级辍学，服完兵役后就跟着父亲到工厂搬洋灰。2000年，他在40多岁时租下了目前的摊位，靠着入伍前学来的手艺卖起炒粿条。

生意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火红。他说，起初生意难做，经常“做都不够用”，因为被一道篱笆隔开，驾车路过的人并不知道这里有个熟食中心。

熟食中心2003年翻新后，生意才逐渐好转，让何建达能够拉拔三个孩子长大，目前只剩下小儿子还在念大学，两个女儿都已毕业。

摊位收银处挂着李显龙总理2004年宣誓就职典礼的请柬，受邀人正是何建达。转眼间总理即将在下个月卸任，他说：“我们的总理很了不起，很好，他管新加坡管得很好，真的要感谢他。”

他认为，不好的是提高消费税，导致“每个人的负担都重了”。但除此之外，他说，没有什么大问题，“顺顺，一年过一年”。

社区“甘榜精神”20年来越发浓烈（蒂詹（Diljan D/O Shaik Arif Ali），44岁，家庭主妇）

活跃于基层活动的蒂詹发现，这些年的“甘榜精神”越来越浓烈，社区内的居民也更愿意聚集在一起参加活动。（龙国雄摄）

活跃于基层的蒂詹发现，这些年来，甘榜精神越来越浓烈，社区内的居民更愿意聚在一起参加活动。

生育后选择当全职妈妈，蒂詹的人生没有停滞，反而过得更充实。她参与基层活动，拨时间帮助社区里贫苦的人。她察觉，如今有更多年长者参与社区活动，体现昔日的甘榜精神。

蒂詹2005年辞去电话推销员的工作，同年开始参加基层活动，成为居民委员会的一员；2008年起，她为杨厝港区贫困家庭的孩童补习；2016年开始为有需要的家庭派发食品。

20年来社会不断进步，也面对一系列挑战如物价上涨、就业等问题，蒂詹庆幸政府持续给予妥善的帮助。

她分享义工经验时说：“你很难取悦每一个人，但义工总要抱着积极的心态，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或者对我们有负面想法，我们仍要尽到一个新加坡人的责任。”

蒂詹认为，这些年来新加坡变得更加友好了，人们以前比较独来独往，但现在举办社区活动时，居民尤其是年长者都更加积极参加、更有甘榜精神。这是她乐见的变化。

深切感受到总理这些年很照顾年长者特需人士（丘淑贤（黄秀云），63岁，兼职讲师）

一辈子从事护理和护理教学工作，加上有特需家人，让丘淑贤注意到李总理领导的政府这些年来，一直非常照顾年长者和特需人士。（龙国雄摄）

虽然身体健康，行动也无不便，但对于一辈子从事护理和护理教学工作的丘淑贤来说，她最关心的是老龄化问题，以及年长者是否能安心养老。

被领养前原名黄秀云的丘淑贤，自1980年代末开始，曾先后到澳大利亚、阿曼、英国和美国工作与进修。

2004年回新后，让她感触最深的，是看到这20年来政府积极地打造一个更亲年长者的生活环境。

她说：“虽然我没有用轮椅，可是我上巴刹用推车时，会觉得现在比较容易，以前就很辛苦，找不到坡道要提着推车。现在越来越方便，可以从这方面看出社会变得更具包容性。”

除了硬体设施，她认为，政府也推出了许多社区计划，如设立护联中心，尽量与年长者接触。不久前，就有关爱乐龄大使上门，希望教导她如何保持健康。

她说，她也是从事护理工作的，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但她感觉得出政府的用心。由于小叔小时候受伤影响了智力，所以除了年长者外，她注意到李总理也很照顾特需人士，像是“紫色行动”（Purple Parade）就获得政府支持。

基础设施和官方政策对残障者更友善（王华瀚，30岁，官委议员、德意志银行副总裁）

王华瀚认为，新加坡过去20年发生了不少变化，若希望持续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就必须确保居民在各方面都受到妥善的照顾。（邝启聪摄）

自小以轮椅代步的王华瀚觉得，随着发展的步伐，本地针对残障人士的基础设施服务也在同步提升。

从巴士的斜坡板，到加强残障服务总蓝图（Enabling Masterplan），再到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SG Enable，简称新协立）的成立，王华瀚能感受到新加坡这些年对打造包容社会所作的努力。

他以自身经验举例说道，从自己开始独立以来，他就十分乐意乘搭地铁，因为每一站都会有电梯，让他进出站时感到放心。至于巴士，虽然早期不是每辆巴士都配有斜坡板，但这个情况也逐渐改善。

对他而言，新协立的创立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此前，人们会更依赖慈善机构的帮助。但慈善机构终归是慈善机构，并不是新协立这样的国家机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王华瀚也是最新一届的官委议员中，年纪最轻的。他认为，能在国会里有不同的声音是件好事；让同样想法的人去执行将影响不同群体的政策，并不理想。

他说，新加坡在过去20年里的发展显著，而我们必须维持这个步伐。若想成为第一世界国家，新加坡必须给予居民全面的照顾。

政府逐年转型 如今更亲民开放（黄嘉敏，36岁，早期介入教师）

踏入早期介入服务14载的黄嘉敏见证且认同政府在推行包容政策的努力，认为这更符合第一世界国家应有的水平。（邝启聪摄）

从年少至今，政府给黄嘉敏的感觉已从较权威的形象，变成愿意倾听民声。踏入早期介入服务14载的她，见证并认同政府在推行包容政策的努力。

从“由上而下”到“对话讨论”，黄嘉敏认为政府行事风格渐渐转变。她认为，日益开放和包容的政策也让新加坡更接近先进国家应有的水平。

李显龙总理就任那年，黄嘉敏年仅16岁。她回顾过去时笑说，自己小时候对政治较冷感，所了解的是从长辈口中听闻的。当时，人民行动党给她的感觉是一种威严的存在，大家都必须“听政府的”。

她认为，这些年来有越来越多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更强调国家领袖聆听民声的重要。

“我发觉政府越来越亲民，行动党给我的感觉是有在转型。从一个比较‘他们说，我们听’的形式，转变到现在比较亲民、比较开放。”

身为特需教育教师，她也乐见政府近年来推行包容政策的努力。黄嘉敏说，新加坡不单要在经济方面有第一世界的水平，在社会包容方面也要有等样的水准。

敏感课题讨论增 显示政府人民成熟度（赛义德哈伦医生（Syed Harun Taha Alhabsyi），38岁，官委议员、精神科顾问医生）

新加坡对敏感课题的讨论逐年增加，社会和政府也更能接受这类对话。赛义德哈伦医生认为，除了社交媒体的普及，也要归功于良好的领导力以及人民和政府双方的成熟度。（龙国雄摄）

过去20年，新加坡人对敏感话题的讨论显著增加，除了社交媒体的普及，赛义德哈伦医生认为，能接纳更多非主流的对话和想法，政府也具有一定的成熟度和意识。

在李显龙总理主政这些年，新加坡直视了不少敏感课题，也在官方平台加以进行讨论。在赛义德哈伦医生看来，我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他以《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废除、回教徒护士可穿戴头巾以及心理健康问题等举例说，这些都是必须小心处理的课题，不仅需要领导力，也需要政府和人民双方足够的成熟度。

在李总理的领导下，政府与人民的交流更频繁，而更多的讨论及参与，也让人民能充分表达对边缘问题的看法。“我将这视为本地社会和我们的民主制度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领导力，需要一个有勇气的人来做出这样的转变，确保我们与时俱进。”

赛义德哈伦医生由衷希望，新加坡能继续蓬勃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也期望新加坡人能成为“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愿意委任反对党领袖 给予对手资源需勇气（马顺平，54岁，全职看护者）

马顺平认为，我国的整体环境自李总理接任以来开放不少，而且在宣布任何重大政策改变前，政府都会经过咨询和对话，让民众有心理准备。（谢智扬摄）

2020年全国大选后，当李显龙总理委任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时，马顺平感到非常意外。除了因为不清楚反对党领袖的作用外，他也觉得总理似乎没必要那么做。

他说：“从政治方面去看，如果我是执政党，我未必真的要做任何可以壮大对手的事，或是给反对党一个更高的平台。但是总理愿意去做，他有这个勇气去做。”

他认为，李总理愿意给予反对党更多资源，让他们提高国会辩论的素质，是一件好事，不会让人觉得执政党只是一味地在欺负对手。

马顺平曾在跨国公司担任首席技术官，为照顾失智双亲而成为全职看护者。他活跃于基层多年，现为甘榜格南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

据他观察，新加坡的整体环境自李总理接任以来开放不少。他清楚记得，李总理在2004年上任后不久，就宣布让公务员享有五天工作日，近年来则是增设反对党领袖。他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放过程，而且在宣布任何重大政策改变前，政府都会经过咨询和对话，让民众有心理准备。

听取民意也须果断落实惠民政策（黎耀财，74岁，退休）

经历过我国三任总理执政，黎耀财观察到，从吴作栋到李显龙主政时代，政府更常征询人民的意见，但他认为若非重大的事情，可由政府做决定。（蔡家增摄）

在黎耀财看来，一些政策推行初期或许不受新加坡人欢迎，但只要有利于国家长远的发展，政府就应该果断地去执行。

过去数十年来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和繁荣，黎耀财对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都十分赞赏，包括推出公积金制度、国民服役，以及种族融合政策。

他在2015年退休前是一名建筑工程监理员，目前在家照顾四个孙子，每天忙着接送孙子上下学，笑称是“全职家庭司机”。

经历过建国总理李光耀、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以及现任总理李显龙执政的年代，他认为，吴作栋和李显龙领导的政府较为“亲民”，也更常征询人们的意见。

这虽然是件好事，但他同时希望未来的政府不会因为人民的反对，就不去落实一些对国家有利的政策。

他说，毕竟政府看得比较远，一些普通市民的想法主要是以本身的短期利益为先。“要大家看法一致是不可能的，只要是利多于弊就可以去执行了。”

他以公积金制度为例说，早年推出时人们都很不高兴，但这个制度让大家累积了不少储蓄。“这种东西是短痛，成绩在二三十年后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