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难度平衡:放缓增长而不陷入停滞——《华尔街日报》
Jonathan Cheng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家工厂车间。图片来源:沈启来/彭博新闻社北京——正如我们所知,中国增长奇迹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现在的问题是,他能否引领国家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并让中国其他各方都接受这一转变。
经过三年疫情扭曲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长期轨迹正变得清晰,它显示出增长趋于平缓的趋势,这会让之前的中国领导人感到不安。
然而,习近平有着不同的优先事项。近年来他已明确表示,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并不是他感兴趣的。他想要的是他所说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经济学家和顾问们表示,它包括更加重视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平。
随着他越来越注重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他对维持市场表象的重视程度降低——周一北京出人意料地宣布取消国务院总理李强每年在记者会上回答经济问题的环节就是明证。
习近平愿意接受经济增长放缓以换取推进这些目标,因为他认为新的优先事项将加强共产党的控制力,增强中国对抗西方大国的能力,帮助国家恢复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对任何政府而言,实现从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的转型都是一项棘手的挑战。在地缘政治威胁加剧和内部不满情绪上升的背景下尝试完成这一转型,将尤其具有挑战性。
风险在于习近平矫枉过正,使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就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那样——并在此过程中引发更多不满。
近几个月来,领导层重心转移的迹象在更多地方显现: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在对外资企业的突击检查中;以及在该国间谍机构发布的公共服务公告中,这些公告呼吁中国人民对外国威胁保持更高警惕。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追求“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对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平等的重视。图片来源: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安全是发展的基石,稳定是繁荣的前提,”习近平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强调。
这种转变的迹象同样体现在缺失的部分——最明显的是,与以往经济放缓时期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狂潮等大规模刺激措施提振经济不同。尽管近期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不断呼吁北京采取更多措施刺激增长,但习近平已明确表示,他认为火箭筒式的刺激方案是挥霍行为,是以短期利益之名埋下长期痛苦的种子。
更多关于中国转变的证据预计将在周二揭晓,届时李强将在北京召开的年度立法会议上公布官方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学家普遍预计李强将设定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目标,与去年持平。但即便目标略高于此,也很可能再次表明北京愿意接受经济增速永久性低于过去世界所依赖的高速增长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4.6%,这是除疫情期间外数十年来最低水平。
诚然,没有人预期中国经济能永远保持两位数百分比增长。但中国增速放缓至与美国、韩国等成熟发达经济体相差不远的水平,其速度之快令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意外。
若发展水平停滞在低于那些国家的较低阶段——中国人均GDP更接近墨西哥或泰国——也将使中国锁定中等收入国家地位,这对中国国内政治、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尚不确定。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墙上张贴的招聘广告。图片来源:沈启来/彭博新闻
中国重庆果园港集装箱码头一片繁忙景象。图片来源:CFOTO/ZUMA PRESS### 旧模式式微
在习近平三位前任领导下的数十年间,中国的发展模式简单明确,将增长置于首要核心地位。这种模式释放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提高了生活水平,地方官员和企业家齐心协力实现共同目标,充实了国库,增强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这一延续数十年的正统理念在2017年10月画上句号。当时习近平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宣告"新时代"的到来,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宣布增长不再是领导层的首要关切。
次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开启了中美关系更加动荡的时期。三年的新冠疫情隔离和更多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只是强化了习近平对经济和战略韧性的关注。
这些担忧有助于解释为何习近平在2021年着手整顿私营部门,打击营利性教育机构、消费互联网平台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些举措重创了经济并震惊了外国投资者,但这似乎并未困扰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干部——即使专家呼吁放宽部分措施,他们也未减轻施压力度。
如今更明显的是,这些行动是一项长期战略的组成部分,旨在:重申共产党的权威及其意识形态优先事项;减少过度冒险行为;并通过化解被许多政策制定者视为定时炸弹的房地产泡沫来增强经济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
研究公司龙洲经讯的中国研究主管安德鲁·巴特森表示:“传递的信息是’生活中除了增长还有其他重要事项,我们需要重新平衡优先级’"。
北京街头寻找临时工作的人群。图片来源:吴昊/Shutterstock### 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
外界经济学家和学者对习近平部分举措表示支持,包括中国提升制造业价值链、推动科研创新等其他努力。
但他们也指出,鉴于中国面临的多重阻力——包括巨额债务负担、不利的人口结构以及与西方贸易伙伴日益紧张的关系,习近平的许多目标将难以实现。
习近平的计划也让中国许多基层官员对如何推进工作感到不确定,因为与激励中国多年的“致富光荣”理念相比,领导层的新目标更为模糊且缺乏吸引力。这可能加剧政策瘫痪,并导致规避风险的地方官员不愿为国家的经济问题寻找创新解决方案,同时随着经济放缓,助长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萎靡感。
经济学家认为,要使中国经济基础更加稳固,必须进行酝酿已久的改革,包括开征房地产税、发展养老金制度、提高退休年龄以及重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等,但这些改革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
经济进一步疲软的影响也将波及中国境外,尤其是在工厂主寻求向全球市场倾销国内滞销的过剩商品的情况下。
咨询顾问公司Teneo(在纽约和上海设有办事处)的董事总经理高礼信(Gabriel Wildau)表示:“习近平主席和中共领导层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目标本身不够有说服力,或者没有回答基层官员在决定该怎么做时提出的所有问题。中国将走向何方,或者说真正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已经不再清晰。”
但如果习近平感到焦虑,他并没有表现出来。高礼信说:“一些从旧的增长至上模式中受益的精英感到不满,这一事实并不会困扰他。在国家经历这一痛苦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现在可以吃点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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