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为何敲诈勒索猖獗？——《华尔街日报》

2月8日，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拉梅塞德市场内的警察。 图片来源：Victoria Razzo/Bloomberg News墨西哥城

对于像我这样的纽约人来说，“勒索”一词会让人联想到杀手保利为黑手党老大的保护费生意向垃圾清运工收钱的画面。但在墨西哥，司法部门、垄断企业、政府官僚、执法机构以及犯罪组织也经常进行敲诈勒索。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该国开放经济和政治竞争30多年后，仍有约36%的墨西哥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这个选举年，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除了暴力和缺乏信任之外，普遍的勒索还抑制了投资、增长、就业机会和经济流动性。然而，尽管企业家、工人、专业人士和消费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墨西哥人仍然容忍普遍的勒索行为，好像别无选择。

墨西哥经济学家路易斯·德拉卡列(Luis de la Calle)在其2020年出版的《勒索经济学》(La Economía de la Extorsión)一书中认为，如果墨西哥希望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结束这种长期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他写道，对墨西哥人来说，关键的一步是要认识到，一生都受到勒索者的伤害，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这并不正常。

长达71年的一党制社团主义国家体制，让墨西哥人早已习惯政府资金被侵吞、合同报价虚高的现象。但更可怕的是，对民众的财务胁迫也成了家常便饭——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总要打点些"好处费"：把车停在路边得交"看车费"才能避免被破坏，给警察塞钱就能免吃罚单，想快点拿到市政许可证就得从窗口塞点"加速费"。如今连犯罪集团都在高档社区和贫民区向商户和专业人士征收"保护费"。大多数墨西哥人已学会与勒索共存，却鲜少有人敢公开谈论。民众无奈地举手投降，将这种潜规则视为文化常态。

德拉卡列先生对此强烈反对。他在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英文版书籍摘要中写道：“当社会将违法行为归咎于文化基因时，反腐败斗争就会难上加难。如果认同墨西哥人因’文化’原因天生腐败，就等于为腐败和逍遥法外提供了完美借口——这意味着我们既用简单粗暴的借口掩盖社会顽疾，又纵容平庸之恶到认定墨西哥注定落后，因为这就是国民劣根性。世上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了。”

相反，他认为问题在于"犯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存在，因为体制容忍它，因为它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缺陷"。

自1980年代末启动改革以来，墨西哥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商业开放与放松管制推动墨美加三国贸易蓬勃发展。国内航空旅行、移动通讯和餐饮消费这些曾经仅限上层阶级享受的服务，如今已惠及更广泛的消费群体。近岸外包投资和侨汇收入支撑着比索的坚挺走势，墨西哥实际工资水平持续增长，北部和中部地区现代化程度显著提升。

然而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墨西哥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约2.2万美元，远未达到其增长潜力。关键症结在于缺乏保护守法公民的法治环境。中小企业为躲避勒索宁愿停留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只与熟识对象交易；正规大型企业则被迫将勒索成本计入定价与回报核算。德拉卡列指出，勒索行为"数据侵蚀了滋养生产力的信任关系""，““拉低消费水平、抑制人力资本积累与股权流动、阻碍政治参与及储蓄行为，并迟滞企业创新发展”"。

在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总统"拥抱而非子弹"的绥靖政策下，贩毒集团势力急剧膨胀——犯罪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横行无忌。其六年任期将于今年九月结束，但执政期间凶杀案数量已创历史纪录，其中多数与有组织犯罪相关。

然而，墨西哥的法治危机早于本届政府，若没有公民社会的范式转变，这一问题将难以解决。“理解勒索现象的第一步在于认识到，它在墨西哥社会中的普遍性源于其被社会所接受，“德拉卡列先生表示。“虽然这种行为被视为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一部分，但它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文化需求的结果。“相反，这是墨西哥人有能力纠正的制度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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