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查时有何补救措施？——《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最高法院，2月22日。图片来源：Mark Schiefelbein/美联社常言道，有权利必有救济。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三起案件将检验这一原则是否适用于言论自由。

在全国步枪协会诉武洛案中，一名纽约州官员通过威胁与NRA保持业务往来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将面临监管麻烦，来打压枪支倡导活动。意识到威胁后，这些机构切断了与该组织的联系。如今该官员玛丽亚·武洛被起诉时，却辩称根据有限豁免原则，法院不能判令她支付赔偿金。

有限豁免原则广泛保护官员免于担责，因此大多数被审查的原告不会费力追究过往压制的赔偿责任，而是寻求禁止未来审查的禁令。然而在穆尔西诉密苏里州案中，拜登政府试图连这项救济也一并扼杀。

尽管政府曾施压社交媒体平台审查用户，现却声称原告不应获得禁令，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可能再次遭审查。原告还希望就其阅读其他作者内容的权利获得禁令保护，政府再次反对。更严重的是，即使法院维持穆尔西案的禁令，也不足以阻止当前全面的审查制度。面对秘密压制，禁令永远力有不逮——本案中因政府隐瞒其角色，原告耗费六年多才获得反审查禁令。

美国人因此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根据最高法院的判例原则，他们既无法确信能就过去的审查获得赔偿，也难以迅速有效地阻止未来的审查行为。更糟的是，在周一举行口头辩论的"网络选择诉帕克斯顿案"中，存在法院推翻德州言论自由法的风险——该法案将主导性社交媒体平台视为公共承运人，禁止其基于观点立场进行内容歧视。

这类反歧视法是当前政府审查制度下唯一有效的救济手段。联邦法律不太可能充分限制联邦层面的审查，因此从制度设计上必须依靠州法律来阻止这种行为。只有当公共承运人反歧视规则适用于这些平台时，才能彻底阻止联邦政府通过平台实施审查。

若裁决认定州公共承运人法不能用于阻止联邦政府通过平台进行审查，这种审查行为将几乎无法被纠正。针对过往审查通常无法获得赔偿，而针对未来审查的禁令又过于迟缓且效力不足——因此反对反歧视规则的裁决将形成压制言论自由的"三重打击"。

这种风险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美国人需要反制审查的救济手段还是近年才出现的新需求。过去政府实际上无法压制言论，只能惩罚发言者，且必须通过法庭程序起诉特定被告犯有煽动性诽谤等罪行并证明指控。如今政府却能直接施压或诱导主导性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规模言论压制。这种方式不仅惩罚发言者，更是直接扼杀言论，并将诉诸法庭的负担转嫁给被审查的个体。

过去被审查的对象只需在被起诉时为自己辩护，而现在他们需要说服法院停止审查。当前的联邦审查制度因此让美国人沉默，并将举证责任压在了希望发声的人身上。即使他们像当前案例中那样承担了这一责任，通常也无法获得赔偿或及时有效的禁令。

汉伯格先生在哥伦比亚法学院任教，并担任新公民自由联盟的首席执行官，该联盟代表穆尔西诉密苏里州案中的个人原告。他是《追求审查》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