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数代以来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却无法赢得农民的支持——《华尔街日报》
Tripti Lahiri and Krishna Pokharel
新德里——数千名农民驾驶拖拉机包围了印度首都,威胁要涌入城市,要求政府为农产品价格设定法律保障底线。这是该国最大选民群体之一在今年全国大选前展示力量的行动。
此举与今年欧洲各国首都农民采取的措施相呼应,也是印度强大农业游说团体的一贯做法——他们过去的抗议曾多次迫使政府让步。
但屈服于农民要求可能加剧阻碍印度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依赖低效的农业部门来吸纳其庞大人口就业。
上周在德里-北方邦边境,印度警察在阻挡农民示威的路障旁警戒。图片来源:Sajjad Hussain/法新社/盖蒂图片社经济学家指出,印度亟需在工厂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摆脱对农业的依赖。当前农业领域劳动力过剩,政府补贴和干预扭曲了农民的种植选择和收入。
印度约有2.6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五分之一,而其他所有行业的总就业人数约为3.1亿。受疫情和就业机会匮乏影响,近年来务农人数持续膨胀。
农业经济学家阿肖克·古拉蒂指出,尽管过去四十年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减半至18%,但该行业仍吸纳了印度45.8%的劳动力,“这是因为非农经济扩张速度不足”。印度大多数农场规模较小,农户收入微薄;而在较富裕的农业区,化肥过度使用和地下水枯竭正引发环境危机。
上周抗议活动中,印度农民在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时奔跑。图片来源:阿努什里·法德纳维斯/路透社抗议活动始于上周,农民聚集在德里周边农业邦的边界地带,要求政府除现行粮食福利计划中已大量收购的水稻和小麦外,对更多农作物品种以预设价格实施保底收购**。**此后数日,农民与发射催泪瓦斯的警方持续冲突,这是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任内第二次重大农政对峙。
作为印度数十年来最具权势的政府,莫迪当局曾试图推动农业领域实行市场化定价并引入私营资本,称这些改革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民收入至关重要。此举激起农民强烈反对,他们担忧在新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当改革最终可能取消官方称为"最低支持价格"的预设保底价时。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图片来源:Jon Gambrell/Associated Press印度一位部长周一表示,与农民的谈判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政府正在考虑为少数新增作物提供短期价格支持的提案,这表明农民再次取得了一些政治上的成功。
政府迫切希望在全国大选(预计在4月和5月举行)之前平息抗议活动,并避免像2020年那样因三项旨在放开印度农业市场的法律而引发的长期对峙。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席位的政府成功推动这些法律获得通过,这一壮举对之前的联合政府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许多农业专家表示,政府因行动过快而失算,未能充分征求各邦和农民的意见并争取他们的支持。不久之后,数千名愤怒的农民在首都周边举行了持续一年多的静坐抗议,最终莫迪政府罕见让步,撤销了相关立法。
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表示,抗议活动再次爆发进一步证明,印度亟需在农业之外改善就业和收入机会。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印度农业进行重大重组可以提高效率并增加部分农民的收入,同时减少对环境不友好的激励措施,例如为种植水稻(一种耗水作物)提供灌溉用电补贴。
印度古瓦哈提郊外,一名稻农正在稻田里工作。图片来源:Anupam Nath/美联社但对于数百万缺乏其他就业选择的群体而言,这样的改革可能带来痛苦的动荡。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印度政策专家理查德·罗索表示:“在中国,当人们离开农田时,随着中国经济开放新产业,城市正涌现大量新岗位。而如今在印度,如果你离开农场进入城市……城里并没有现成的工作机会。”
罗索指出,印度政府需加大力度推动"印度制造"计划,该计划是莫迪政府为吸引投资建厂、促进就业增长而实施的。莫迪上任近十年间推出的这一计划,日益聚焦于生产高科技产品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但太阳能电池板等许多产品并不以创造大规模就业著称。
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已从2022年3月财年840亿美元的峰值,下滑至接下来12个月的710亿美元,表明"印度制造"并未如莫迪预期那样激发国际资本对印度市场的兴趣。
58岁的旁遮普邦稻麦种植户博哈尔·辛格正与农民车队一同等待抗议活动是否向新德里推进的消息。他表示,若失去政府支持,自己的家庭将陷入经济困境。
上周,印度农民在哈里亚纳邦与旁遮普邦交界处抗议期间进行祈祷。图片来源:Narinder Nanu/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农业之外没有容易获得的工作,”他说。他补充道,其他工作太难找了,需要人脉或行贿才能得到。“如果我儿子在农业之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家就不会如此依赖”政府为我们种植的作物支付的价格,辛格说。
在导致大量人口从大城市外流的疫情之后,许多印度人选择留在自己的家乡,而不是去城市工作。自2019年以来,多年来一直在下降的印度农业工人数量估计增加了6000万。这标志着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寻常的趋势,因为发展中国家本应在工厂增加数千万个工作岗位,并减少农业工人。
这些数字也加深了农村的困境。
农业劳动力过多“是所有这些骚乱背后的因素之一,”政府农业定价咨询机构前负责人古拉蒂说。“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了。”
其他印度经济学家表示,疫情期间政府实施的一项计划可能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膨胀,该计划每月向大多数家庭免费提供5公斤大米或小麦,覆盖约8亿人。一些农民从这一救济中双重受益,既自己领取免费粮食,又通过生产补贴粮食获得报酬。
古拉蒂表示,印度在极度贫困时期实施的食品福利计划应当缩减规模,这正体现了农业政府补贴往往更多惠及消费者而非农民的现状。他还指出,允许大型私营企业进入农业领域虽遭许多农民反对,但能引导种植者转向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农产品,最终有助于提高农业收入。
但他坦言,这些论点常在大选年的政治喧嚣中被淹没。
“政府必须松开一直为保护消费者而压制价格的刹车,赋予市场自由定价权。”**,**他说道。
拉杰什·罗伊对本文亦有贡献。
联系作者:特里普蒂·拉希里 [email protected] ;克里希纳·波卡雷尔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