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误判导致生育率暴跌——《华尔街日报》
Liyan Qi
中国的生育低谷来得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快，引发了人口崩溃的担忧。而应对这一后果的复杂性，或许源于四十多年前的误判。
当今中国人口结构的剧变，并未被1980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设计者所预见——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之一。当时全球政府都担忧人口过剩会阻碍经济增长。一位曾留学莫斯科的导弹科学家根据人口增长轨迹数学模型的计算表格，主导推动了这项政策。
四十年后，中国在发展阶段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更早面临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与老年人口增加的双重压力可能拖累经济增长。在独生子女一代中，年轻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且适龄女性数量逐年递减。当局对改变该政策塑造的生育观念束手无策。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生儿数量同比减少逾50万，加速了自2022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官方归因于育龄妇女数量锐减（较上年减少超300万），并承认"群众生育观念转变、婚育时间推迟"的影响。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政府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人口萎缩实际上开始得更早。
数据公布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仅剩5.25亿。这比他们先前预测的5.97亿有所下降，与现在的14亿相比更是断崖式下跌。
“我们对2022年和2023年的预测已经很低了，但实际情况比预期更糟，“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墨尔本人口研究负责人彭秀建表示。
中国的生育率正接近每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更替率。上世纪70年代末，生育率还保持在3左右。
当时中国正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即将开启经济改革。当一群科学家警告说如果不限制生育措施，百年后中国将面临超过4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时，邓小平等领导人深感忧虑。
1980年初《人民日报》刊登的这些科学家的文章提出，中国应对人口过剩的解决方案"需要将生育率降至1...即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当年秋天，中国开始在全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但当初的计算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
1985年成都街头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广告牌。图片来源：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Getty Images### 人口焦虑
当时中国并非唯一担忧人口过剩的国家。20世纪60至70年代全球人口的激增引发了人类繁衍速度将超过粮食产量增长的恐慌，这一观点早在近两百年前就由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
文革结束后，中国官员正逐步恢复科研工作。虽然社会科学家曾遭受毛泽东红卫兵的迫害，但从事军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仍受到部分保护。
其中就包括宋健——这位中国原子弹计划之父的门生，当时正从事卫星与火箭研究的顶尖科学家。宋健曾赴莫斯科留学，获控制论数学分支与军事科学高级学位。文革动乱期间，军方将其派驻戈壁滩的火箭卫星发射基地以避风潮。
后来官至国务院分管科技的国务委员的宋健，现年92岁。针对发送至国务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采访请求，其本人未予回应。
1975年，宋健随中国学术代表团访问荷兰特文特大学时，结识了荷兰数学家赫特·扬·奥尔斯德。三年后，二人在芬兰学术会议上再度相逢。
现已80多岁的奥尔斯德谈到，他与其他数学家的研究如何受到全球资源有限警告的启发，以及数学模型如何应用于生育率分析。
2004年，宋健与荷兰数学家赫特·扬·奥尔斯德合影。图片来源：埃尔克·托克索普斯奥尔斯德在邮件中写道，宋健用流利的英语与他人交谈，并表现出对数学建模的浓厚兴趣。他表示，如果两人未曾相遇，中国肯定也会实施某种人口政策，但可能会稍晚一些。“我感觉自己就像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他写道。
随后几年，宋健不断完善其模型，并与科学家团队开始计算不同生育率对中国人口规模的影响。1979年底，他开始向官员提交基于这些模型的报告。他计算出，如果每位妇女生育率保持为3个孩子，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
凭借计算机辅助数学模型和政治人脉，宋健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研究独生子女政策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苏珊·格林哈尔希表示，宋健认为人口快速增长将阻碍中国成为富裕的现代化国家。
“他用即将到来的人口-经济-生态危机这种骇人说法来说服人们，“她说。
为了打消疑虑，官员们表示，如果出生人口下降过多，中国可以调整政策。1980年，共产党在一封公开信中说：“30年后，当前特别严重的人口增长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年轻女性群体仍然庞大，这使得人口继续增长。但新生女婴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989年，北京一家妇产医院里的婴儿。图片来源：Peter Turnley/Corbis/Getty Images### 影响
几十年过去，越来越多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指出这项政策已经过时且存在缺陷。他们说，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经济状况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本就会自行下降。
宋健的人口计算中缺少的一个因素是人类行为。政府有时采取强制堕胎和绝育等粗暴执法手段，再加上长达数十年的关于小家庭好处的宣传，留下了一种持久的独生子女心态。该模型也没有考虑到传统上对男孩的偏好。如果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会更愿意生男孩。
年轻女性现在是中国人口困境的核心。她们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而且她们的人数每年都在减少。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格林哈尔希表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们的成长轨迹与北京所追求的“少生优生”人口目标一致：受过良好教育、精明且独立。她说：“这些女性不会接受回归家庭成为家庭主妇。”
研究人员称，除了文化与社会变迁外，宋健的模型未将经济因素纳入考量，例如邓小平改革引发的大规模人口向城市迁移，这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超人们想象。
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负责人、已退休的人口学家左学金十多年前就曾对人口塌陷发出预警，指出当初实施生育限制措施的前提条件已全部消失。
去年游客在北京故宫拍照留念。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武汉某私立妇产医院，护士正在照料新生儿。图片来源：Getty Images“多年来中国的主要担忧一直是人口过多，要让政府和公众相信中国将面临人口快速减少和老龄化问题非常困难，”左学金在邮件中写道。
宋健曾表示，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明智之举。他在2010年发表于母校济南大学的文章中写道，中国成功拆解了可能引发"人口爆炸"的炸弹。“零增长（人口）是现代人类的宿命，也是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宋健写道。他预测中国人口要到2035年后才会开始减少。这一估计偏差了十多年——官方数据显示，人口下降始于2022年。
中国政府称该政策减少了4亿人口出生，并经常将此作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包括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人口学家对这一数字提出质疑，认为随着经济条件改善，中国生育率本会自然下降。
人口学家的紧急呼吁
即便2015年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时，中国领导人也并未完全废除生育限制，而是转向二孩政策。如今，政府正鼓吹回归"生育友好文化”，鼓励生育三孩。
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不断传递中国需要更多新生儿的理念。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共同创办了育娲人口研究所，这家民间智库专注于人口与公共政策分析。
梁建章估计，中国需要将国内生产总值的5%——大致相当于其教育支出——用于直接补贴，以促进生育并降低育儿成本，才能使生育率回升至1.4，即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他的公司为长期员工提供每名子女每年1万元人民币（约合1406美元）的现金奖励，直至孩子年满5岁。
人口学家正试图跟上出生率急剧下降的步伐。联合国基于中国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假设生育率为1.19对中国人口做出的预测，已经与现实不符。
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部门负责人帕特里克·格兰德表示，他们的计算试图捕捉长期趋势，并不适用于快速变化。他同意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生育率更接近1.0。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生育率逐年快速变化的国家，我们得出的人口（预测）数字将比两年前的预期要小，”他说。联合国计划在7月份更新其预测。
1月，老年人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锻炼。图片来源：mark r cristino/Shutterstock
2022年，孩子们在阜阳放学回家。照片：谢尔顿·库珀/LightRocket/Getty Images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高级科学家、中国生育限制政策批评者易富贤长期认为，实际情况比官方数据显示的更为严峻。根据从入学率、新生儿疫苗接种数等其他可得数据拼凑出的出生人口估算，易富贤认为中国人口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萎缩。
“几十年来中国所有人口政策都基于错误预测，“易富贤表示，“中国的人口危机超出中国官员和国际社会的想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家蔡泳指出，一旦年轻一代形成观念，就难以改变。
蔡泳认为，随着鼓励多育的官方宣传和政策面向新一代，生育率有可能回升，但"即便发生，也不会是短期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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