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伯拉罕·林肯的非教会信仰 - 《华尔街日报》

亚伯拉罕·林肯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的第一长老会教堂于1876年开放，但其最著名的会众却从未踏入过这座教堂的门槛。亚伯拉罕·林肯与第一长老会的渊源要追溯到该教堂在城区的旧址，这段关系绝非一帆风顺。

这座教堂比林肯更早来到斯普林菲尔德。该镇于1821年勘测规划，1823年售出首批地块。当时这片区域尚未开发，有访客描述其为“几间冒着烟的简陋木屋，外加一两个被称为‘商店’的小棚屋”。约翰·G·伯根作为长老会传教士于1828年抵达，两年后建立了第一座教堂。

伯根担任教会领袖直至1848年，当时会众已发展至约500人。彼时教会也经历了首次分裂。长老会信徒承袭了16世纪新教改革者约翰·加尔文的理念，以长老领导为核心组建教会。加尔文派长老会最显著的特征是相信上帝对人类一切事务的旨意掌控，以及随之而来的圣徒"预定得救"论。他们亦以反抗英格兰王权著称，《独立宣言》签署者中唯一在职牧师约翰·威瑟斯庞便是长老会成员。

然而，长老会式加尔文主义在边疆的传播，遭到了美国人对于自助与自由意志信念的挑战。到了1830年代，美国长老会分裂为旧学派与新学派两大阵营——旧学派坚守神意与预定论的传统教义，而新学派则倡导更为宽松的人类能力观及社会改革理念，尤其针对奴隶制问题。同样的分歧也撕裂了伯根所在的教会。1835年，一群持异议的反奴隶制同情者组建了自己的团体"第二长老会"。

林肯于1837年迁居斯普林菲尔德。他坦言自己在那里"从未去过教堂"，且"短期内可能也不会去"。尽管成长于虔诚的浸礼会家庭，甚至深受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教义熏陶，他依然选择了反叛。初到小镇时，林肯已因"异教徒“之名广为人知，并"对基督教的核心真理持怀疑态度”。即便与第一长老会创始人的侄女玛丽·托德结婚后，夫妇二人也未曾表露过加入当地教会的意向。

但1850年，林肯夫妇的次子爱德华·贝克在四岁生日前夕夭折。接替伯根担任第一长老会牧师的詹姆斯·史密斯为他们的儿子主持葬礼，给夫妇带来了些许慰藉。两年后，林肯夫人正式入会，其丈夫则成为斯普林菲尔德长老会"座席持有者与慷慨资助人"。

林肯按惯例支付了年度教堂座位租金，但始终未作出个人宗教信仰承诺。然而在所有接触过的神职人员中，史密斯牧师对林肯的影响最为深远。这位苏格兰出生的牧师在二十多岁时曾是个怀疑论者，正如他后来所写，坚信"宗教是为统治人类而设计的骗局"。到1825年，他经历了戏剧性转变投身神职，并在1841年与怀疑论者查尔斯·奥姆斯特德的公开辩论中引发全国关注。史密斯后来在著作《基督徒的辩护》(1843年)中总结了其论点，这些基于理性论证的观点正合林肯这类律师的思维。

正如斯普林菲尔德市的詹姆斯·W·凯斯后来所述，史密斯"试图将林肯从无信仰中转化"，可能成功使林肯相信"存在创造万物的主宰"，且基督教"旨在行善"。林肯最敬重的教会属于恪守加尔文主义的老派信徒，即便他理解的预定论更接近朴素宿命论，这种思想烙印始终留存。

1861年林肯夫妇入主白宫，内战给这位总统的怀疑主义带来了全新考验。惨重伤亡使他确信某种神圣意志正推动战争走向意料之外的结局。到1862年中，他将废除奴隶制视为这一终极目标。当颁布解放超过三百万奴隶的《解放宣言》时，他宣称这是与上帝立下的"圣约"。1863年11月在葛底斯堡演说中，他著名地将国家定义为"上帝庇佑之下"。1865年战争结束时，他将战争代价解读为上帝对奴隶制罪恶的审判。

然而林肯从未加入过任何教会。1865年耶稣受难日那天，他在剧院观剧时遇刺身亡，而非身处宗教仪式中。当第一长老会教堂迁至现址时，约翰·W·邦恩抢救出林肯家族专用座席，并于1912年将其赠予教堂。这件文物——为一位不常出席的总统保留的长椅——至今仍是林肯复杂信仰本质的无声见证。

格尔佐先生是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麦迪逊项目"政治与政治家精神倡议"主任，著有《我们古老的信仰：林肯、民主与美国实验》。

刊载于2024年2月9日印刷版，标题为《亚伯拉罕·林肯的非教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