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为"汉福德下风向居民"发声的核良知——汤姆·贝利逝世，享年76岁

1988年的汤姆·贝利。他推动媒体和政府承认辐射对其社区的影响。照片：罗杰·雷斯迈尔/科比斯/VCG/盖蒂图片社汤姆·贝利最早的记忆之一是1950年代初的一天，他从华盛顿州东部农舍的窗户望出去，看到一队士兵和穿着怪异、从头到脚密封服装的人在他院子里来回走动。他们手持未来感十足的设备，将一铲铲泥土装进金属箱，随后消失在邻田的麦浪中。

贝利自幼体弱多病，先天缺陷包括肺部发育不全、需要手术矫正的畸形双腿、慢性溃疡和腹泻，五岁时曾在铁肺中封闭治疗两周，童年时期三次经历脱发。

但至少在一个方面，他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美国男孩：痴迷电视里的《巴克·罗杰斯》。因此院子里突然出现"太空服人"令他兴奋不已——但这只是他个人的感受。母亲显得惊慌失措。据他在2021年接受环保组织哥伦比亚河守护者采访时回忆：“母亲命令我们待在屋里，不许提问。”

那些太空服实为防辐射服，神秘设备是盖革计数器。这些人来自附近的汉福德核基地（当时称汉福德核保留地）。该政府设施建于1943年，位于哥伦比亚河畔，曾为绝密的曼哈顿计划生产钚元素，在贝利童年时正为冷战扩大生产规模。

不问问题

1月4日去世的贝利享年76岁，他耕种着几英里外自家的土地。他一生都生活在汉福德的下风向。由于政府一直声称当地人不必担心该综合体释放的辐射，贝利听从了母亲的话：他不问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问题变得过于紧迫和令人困惑，无法置之不理。一旦贝利开始提问，他就停不下来。他将成为美国冷战景观中被忽视角落的一种核良心——为成千上万所谓的汉福德下风向者发声，他们被政府用辐射覆盖却未被告知。

贝利在华盛顿州的家庭农场。照片：贝利家族1984年的一个晚上，37岁的贝利在斯波坎的一场豪华政治筹款活动中醉酒对某人大喊大叫——制造了足够的骚动，以至于女主人抓住另一位女士，问她是否能把贝利弄出房间。

这位女士是《发言人评论报》的记者凯伦·多恩·斯蒂尔——相对新来但坚韧；她生日时，一位编辑送给她一件紫色和粉色的T恤，上面写着“小心！攻击性记者。”护送贝利离开时，斯蒂尔问起他农场附近的神秘核设施。贝利的回答，在哥伦比亚河守护者采访中回忆道：“汉福德？它只是时不时地杀死或使几只羊变形。”斯蒂尔说：“他非常敏锐，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在下钩。

“死亡英里”

贝利邀请斯蒂尔参观汉福德周边的农田和城镇。他带她走过当地人称为“死亡英里”的区域——位于华盛顿州梅萨镇附近，那里108名居住在高速公路一英里范围内的成人与儿童中，居民统计出24例癌症病例，以及大量出生缺陷和流产案例。贝利解释道，癌症已夺走了他在该地区的多位年长亲属，如今在他这代兄弟姐妹和表亲中也开始出现。

1985年7月，斯蒂尔发表了首篇关于被贝利称作“下风向者”的报道，借用了内华达核试验场下风向居民（政府曾在此进行长达四十年的核武器引爆试验）对类似病症患者的称呼。通过斯蒂尔多年的后续调查，以及她与其他记者、活动家依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机密文件，汉福德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被揭露。

事实上，汉福德基地在正常运营过程中，曾向周边地区释放大量碘-131等放射性物质——既有意外泄漏，也有持续排放，这些物质进入空气与河流。（碘-131与甲状腺癌相关。）更令人震惊的是，1949年12月，当贝利年仅2岁时，政府为测试空军辐射探测技术，故意向大气中释放了巨量放射性烟羽。这场被称为“绿色行动”的事件产生的辐射云飘散至200英里外。

政府从未披露这些信息——尽管文件显示，他们一直在监测这些放射性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扩散，而汉福德的“下风向者”们仍从受污染的土壤中获取食物，饮用井水，食用以受污染牧草为生的奶牛所产的牛奶。

这些揭露为贝利许多最离奇的童年记忆赋予了诡异的新背景：不仅有从他家院子里采集土壤样本的太空人，还有向他父亲索要他猎杀的水禽头部或从当地屠宰场抢走动物尸体的人。

贝利曾居住在汉福德核基地（原汉福德核保留地）附近，图为1998年拍摄的该基地。图片来源：鲍勃·布劳迪/美联社"他们就像普通的盗尸者一样在收集器官，“贝利对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凯特·布朗说道，这段话被收录在她的著作《钚托邦》中。在特里莎·T·普里特金2020年出版的《汉福德原告》一书中，贝利回忆说，一位和蔼的汉福德医生经常到他家出诊，他母亲总会为这位医生准备馅饼。“现在我才明白，诺伍德医生根本就没吃过我妈妈做的馅饼！”

贝利感到愤怒，但决心推动记者和政府进一步揭露真相。“我们只得到了一小部分真相，“他对《俄勒冈人报》说，“剩下的在哪里？”

随后数年里，他频繁出现在媒体上。贝利载着全国各地的记者和电视主持人往返于"死亡英里"路段，表达他的背叛感和警觉。他还在《火线》节目中与小威廉·F·巴克利激烈辩论。

切尔诺贝利之后

1986年4月，在首批1.9万页政府文件被公开两个月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放射性这种幽灵般的危害突然变得具体而令人担忧，而贝利粗鲁、喋喋不休又机智的风格使他深受报道这个无形议题的记者喜爱。1986年，《华盛顿邮报》描述他出席国会听证时"活像弗兰克·卡普拉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拇指变形、驼背的体态诉说着经年累月搬运干草的劳作”。

到那时，那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已几乎看不出痕迹。贝利穿着李维斯牛仔裤和马靴，一头光泽的棕色长发——活像万宝路广告中的罗伯特·雷德福（他还是个狂热的跳伞爱好者）。

1987年参加纽约首届全球辐射受害者大会时，他告诉《纽约时报》绝不愿被误认为"反核激进分子或共产主义者”；他拒绝参与游行、喊口号或举标语。尽管常自称"只是个笨农夫”，他却对核问题有着出人意料的深刻理解，常从车里堆积如山的杂乱文件中为研究人员挖掘线索。

“他听起来像个疯子，“布朗说，“但他提供的每条线索都经得起验证。”

1980年代的贝利。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他曾赴国会作证。图片来源：贝利家族他远赴日本拜访被爆者（美国原子弹轰炸幸存者）。但在家乡，许多邻居对他避之不及。当地人以汉福德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为荣——尤其是长崎"胖子"原子弹使用的钚正产自此处（至今附近里奇兰高中的校徽仍是蘑菇云”，该校运动队名为"轰炸机”）。

更现实的是，农户们担心贝利关于放射性污染的言论会导致农作物和土地贬值。“我们不像汤米·贝利那样爱抱怨，“2003年一位妇女对《内陆人报》说。她的孙子出生时没有头盖骨。

死亡威胁

199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贝利写道自己正收到死亡威胁并开始随身携带枪支。他的活动也导致与妻子琳达的关系紧张——他们共同抚养四个领养的孩子，琳达于2019年去世。（贝利17岁时与前妻育有另一个女儿，随后不久便得知自己失去了生育能力。）

1990年，国会通过《辐射暴露补偿法案》，向内华达试验场下风向居民等群体道歉并支付赔偿。同年，约5000名汉福德下风向居民向联邦法院起诉政府承包商。但这场诉讼艰难推进了24年。面对复杂晦涩的科学问题——如如何确定特定个体的辐射暴露量，并将该剂量与特定疾病关联——法院逐步限缩案件审理范围。数千名索赔者被驳回，汤姆·贝利正在其中。2015年仅达成少量小额和解。

“我的诉求始终如一，“1994年贝利向总统人体辐射实验咨询委员会陈述，“治疗，治疗，还是治疗。“他说被政府当作"小白鼠"的人们正在受苦，政府有责任提供医疗。当某种辐射致病因子在他体内发作时，贝利继续道：“当我最终患上无法战胜的疾病时，我需要一日三餐，需要你们支付医药费，还需要一张温暖的病床来迎接死亡。”

他的家人证实，他死于急性髓系白血病。他的妹妹玛丽·平克·里夫说，她目睹贝利告诉医院的医生自己是一名"下风者”。

“我知道那些医生根本不明白’下风者’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的看法，“里夫说，“但他还是坚持告诉他们。”

联系乔恩·穆阿莱姆，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