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中东的消极对抗政策——《华尔街日报》
Michael Singh
中国会斡旋解决巴以冲突吗?这个问题无人问津,因为答案显而易见——绝无可能。然而,在2023年3月北京主持伊朗与沙特会谈促使这对宿敌复交后,部分观察家曾揣测中国是否已取代美国成为中东外交调停者。自哈马斯10月7日发动袭击以来,中国已让这类幻想破灭:北京无意担当领导者角色,更遑论建立和平稳定,其目标仅仅是削弱美国影响力。
毛泽东执政时期(1949-1976年),中国曾是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支持者。但邓小平时代后,北京将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并将能提供关键军事及通用技术的以色列视为合作伙伴。这场外交求索最终在2017年达到高潮——中国授予以色列"创新型全面伙伴关系"的特殊地位,而包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仅获"战略伙伴"称谓。
当北京意识到争取中东最具活力经济体带来的利益时,也认识到支持巴解组织已成为负担。虽然中国政策并未完全转向亲以,但选择了不痛不痒的外交辞令作为安全牌。中国2021年提出的巴以冲突四点方案,读起来就像ChatGPT生成的智库文章摘要。然而北京通过支票簿暴露了真实意图:2021年宣布向加沙提供仅100万美元人道援助——不及许多西方企业以社会责任名义捐赠的金额,同年却向以色列投资逾20亿美元。
然而,随着近年来美中对抗加剧,北京对以色列的论调已发生转变——反之亦然。以色列政府最初曾宣扬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但在华盛顿的部分施压下,开始对中方投资敏感基础设施项目及军民两用技术转让设置护栏。随着耶路撒冷当局逐渐将北京视为安全威胁而非备用大国庇护者,两国贸易与投资持续下滑。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将以色列视为中美博弈的连带牺牲品。2021年加沙冲突期间,北京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身份,谴责美国支持犹太国家是"站在人类良知与道德的对立面"。以色列随后联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声明,谴责中国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
此后中国变本加厉。北京放任反犹主义在中国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蔓延,同时拒绝明确谴责哈马斯,也不允许10月7日袭击事件的相关信息在其境内自由传播。也门胡塞武装对亚丁湾和红海商船发动袭击——这本应被北京视为对其经济利益的威胁。但中国在该地区执行"反海盗"任务的海军舰艇却按兵不动。其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谴责袭击的决议投下弃权票,北京在迟来的停火呼吁中,还夹杂着对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的批评。
一个旨在以自身设计的秩序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中国,或许会将加沙冲突视为采取行动的契机。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或上海合作组织可以牵头推动和平进程。比如北京向德黑兰发出严厉电话警告后,中国海军可护送集装箱船通过曼德海峡。若中国有意成为该地区首屈一指的外交调解者,本应拉拢与拜登政府意识形态相左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以期耶路撒冷将北京视为替代庇护者。
但中国这些举措均未实施。其行为表明,相比自身倡议的成功,北京更乐见华盛顿方案的失败。美国在中东利益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而是自身影响力的衰退。北京想要的不是由中国领导的世界,而仅仅是非美国主导的世界——华盛顿绝不应接受这种图谋。
本文作者系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大国竞争与中东"项目主任。
2023年6月14日,习近平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北京会晤。图片来源:黄敬文/祖玛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