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反犹主义，需理解其多样性 - 《华尔街日报》

2023年11月14日，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支持以色列集会。图片来源：Sue Dorfman/Zuma Press如果你问学生为何支持哈马斯消灭以色列、屠杀犹太人的号召，许多人会真诚地否认自己反犹。这怎么可能？一些高喊"从河流到海洋"的抗议者可能同时签署谴责反犹主义的声明，并对被指控仇恨犹太人感到愤慨。我们无法通过展示反犹主义的危害来说服他们，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反犹。

要触及他们的内心，必须理解其思维方式。如同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反犹主义也有不同类型。要对抗它，我们必须针对每种类型采取相应策略。我常遇到犹太学者对区分类型的抵触，仿佛应验了法国谚语"理解即宽恕"。有时确实如此：反犹主义辩护士常强调"历史背景"，好像只有头脑简单者才会谴责强奸妇女、屠杀婴儿的行为。但并非所有深入理解的尝试都是变相开脱。有时当我真正理解暴力者的动机时，发现其动机比想象的更为恶劣。

目前至少存在三种广泛传播的反犹主义类型。核心类型是单纯因犹太身份产生的仇恨——多数人认知中的经典反犹。虽然可能罗列理由，但仇恨本身不基于理性，而是为既有仇恨寻找借口。若某个理由站不住脚，便换另一个。能在截然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理由间随意切换，往往是这种顽固反犹的最佳标识。

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不同的时代或文化中，反犹主义的理由各不相同：有时是宗教的，有时是经济的，有时则是其他借口。马克思可能会嘲笑当时在俄罗斯仍普遍存在的宗教性反犹主义，但他却用符合其哲学体系的经济理由为之辩护。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问道：“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宗教是什么？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金钱。”

二十世纪，优生学所依据的同一套思想体系，为纳粹种族主义反犹提供了理论支撑。斯大林曾谴责犹太人"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则是"反殖民主义"的论调。当这种思维占据上风时，基于事实的论证就变得毫无意义。这种仇恨甚至能自我合理化：如果这么多世纪以来，这么多文化中的这么多人都迫害过犹太人，那么——这种论调认为——其中必有缘由。

在当今校园中，我们看到了第二种反犹主义，其中对犹太人的仇恨并非起点，而是另一种解读事件方式的必然结果。年轻人被灌输了一种"交叉性"理论，将人们简单划分为善恶二元：种族主义者与反种族主义者、加害者与受害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一旦这种思维成为常态，任何新冲突中的对立双方都难免被刻板归类。于是犹太人被视作殖民者，而由哈马斯代表的巴勒斯坦人则成为无辜受害者。既然一方被认定为绝对的恶，那么对其采取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不择手段地取得胜利"由此变得合理，这也解释了为何哈马斯的暴行能被接受甚至美化。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自己并非反犹主义者，因为他们并非始于某种先入为主的仇恨。相反，他们只是套用了一个熟悉且广受认可的认知框架——今日的恶魔是以色列，明日可能又会指定另一个"大撒旦”。在不同情境下，犹太人本可能被归入受害者行列。

第三种反犹主义的仇恨基于具体理由，而非单纯借口。试想：如果我憎恶塔利班和哈马斯，并非出于对阿富汗人或巴勒斯坦人的无端仇恨，而是因为这些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及意图。同理，若有人真心相信"锡安长老"密谋奴役世界，或认为犹太人建立了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的国家，那么针对以色列的激进行为就显得合理。这类反犹者可能确实认为自己是从事实中得出理性结论，问题在于他们的"事实"纯属捏造。

为何这些无知的反犹者看不见真相？在新闻来源单一的苏联，人们容易轻信任何说辞。但在信息多元的现代社会，受过教育的人却主动筑起信息茧房，屏蔽一切非官方认可的声音，甚至普遍支持审查"虚假信息"。我理解苏联民众为何接受荒谬言论，但对这种刻意为之的无知难有共鸣。

表面上看，根植于非理性仇恨的第一类反犹主义最为恶劣，因其本质不可救药。但三类反犹主义同样会导致恐怖后果。反犹主义如同大帐篷，任何反犹群体中都混杂着各类仇恨以色列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警惕"一概而论"的诱惑。若想争取那些正被反犹思想蛊惑的人，就必须学会区分应对之道。

要对抗交叉性反犹主义，我们必须从课程中去除交叉性理论。一旦人们接受了这种理论，任何支持以色列的论点都会显得无关紧要。同理，要解决无知的反犹主义，我们需要抵制自我封闭的倾向。

在美国年轻人中，交叉性反犹主义似乎最为普遍。我们需要向年轻人展示，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解释的那样，善恶之间的界限不在于阶级、民族或党派之间，而是“穿过每个人的内心”。

莫森先生是西北大学斯拉夫语言与文学教授。

刊登于2024年1月17日印刷版，标题为《理解反犹主义的多样性以对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