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能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身上学到什么？——《华尔街日报》

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指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这位一度被誉为美国国民散文大师、《论自立》这一标志性激情宣言的作者、创业个人主义半官方哲学家——存在致命缺陷。詹姆斯认为，爱默生的致命缺陷在于天真：他完全缺乏"对黑暗、污秽与卑劣的感知"。这位小说家如此评价散文家：“一种对邪恶浑然不觉的成熟状态…正是我们辨识他最美好的标志。”

詹姆斯与爱默生虽同属美国文学巨擘，却分属不同世代。爱默生（1803-1882）在内战前——美国历史尚未出现灾难性裂痕的黎明时期——写就了他那些阳光倾泻的散文奇迹，迸发着这个国家晨光般的能量；而詹姆斯（1843-1916）则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后很久，才创作出那些精心雕琢的阴影交织的小说。正是内战将这个天真的国家引向堕落的自我。这场冲突不仅带来了重建时期与吉姆·克劳法，还催生了镀金时代与强盗贵族，以及爱尔兰、意大利和东欧的大规模移民潮。詹姆斯与爱默生成熟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因此他们对这个国家善恶能力的认知存在分歧也就不足为奇了。

爱默生182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四十年后内战期间，詹姆斯正在哈佛法学院求学。我提及他们，是因为这两位哈佛之子所提出的命题，如今正困扰着这所伟大学府。21世纪分裂哈佛的争议，其根源在于美国神义论问题：如何将这个国家的罪恶与其核心的爱默生式理想——卓越、个人主义、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其他虽不总被践行却始终隐含的、关乎国家未来的根本理念——相调和？

觉醒派或许会说，爱默生是彻头彻尾的白人。克劳丁·盖伊的视野从未被他那甜美而超验的散光所模糊。去年夏天，盖伊女士带着一份"变革性"议程就任哈佛大学校长，该议程预设了哈佛乃至美国根深蒂固的罪恶：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对少数群体（特别是黑人）的压迫。

这是个不同调门的道德问题，但盖伊女士及其支持者似乎对这一矛盾无动于衷：如果美国如此罪恶滔天，为何这位资质浅薄得令人尴尬的黑人教授，竟能登上美国学术巅峰成为哈佛校长？为何在她被迫辞职后——并非如她所言因为种族主义，而是因其自身缺陷（包括大量剽窃）——仍能以逾90万美元的年薪留任教授？如今哈佛四年教育成本约为33.4万美元。哈佛非但没有正当解雇她，反倒像是决定每年将十几名本科生辛苦攒集的学费，用于维持盖伊女士的优渥生活并抚慰其受挫情绪。

哈佛校训是真理（veritas）。这绝非宣称哈佛已掌握真理，而是承诺不懈追寻真理。盖伊女士及其召集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官僚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确实自诩手握真理。他们试图重组机构以强推其党派路线，这背离了大学本身崇高而谦逊的宗旨。哈佛无权成为进步左派的宗教学校。爱默生在《自立》中写道：“我们已是成人……而非受庇护角落里的幼童病夫。“他定会鄙夷觉醒派对代词和微侵犯的歇斯底里，以及那种教条式自怜的氛围。

作为哈佛的另一位学子（1963届毕业生），我愿投爱默生一票，让这所大学重归其爱默生式的精神本源。让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清晨重现，而非觉醒主义那充满意识形态的苦涩黄昏——那感觉像是1950年代瓦尔特·乌布利希统治下的东德，用爱默生的话说，那里"最受追捧的美德就是顺从”。

顺便说一句，亨利·詹姆斯对爱默生与邪恶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爱默生极度憎恶奴隶制，他称1850年的《逃奴法案》是"肮脏的法律”。他对约翰·布朗持友善态度。谈及新英格兰地区建立在奴隶贸易基础上的财富时，他说：“是时候终结我们罪恶的财富了。我确信自己将欣然承受这种繁荣崩溃带来的痛苦，并非常乐意转向山林伐木，为我和孩子们寻找与自由和尊严相符的劳动。”

在思想与艺术的广阔领域，爱默生的白人身份并不比威廉·莎士比亚更具取消资格——更谈不上压迫或邪恶。持相反观点无异于拥抱一种无知的逆向种族主义，这种思想在任何大学都不应有容身之处。

莫罗先生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打字机的喧嚣：新闻业回忆录》。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图片来源：阿拉米本文发表于2024年1月10日印刷版，标题为《哈佛能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身上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