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能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身上学到什么?——《华尔街日报》
Lance Morrow
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曾指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这位一度被誉为美国国民散文大师、《论自立》这一标志性激情宣言的作者、创业个人主义半官方哲学家——存在致命缺陷。詹姆斯认为,爱默生的致命缺陷在于天真:他完全缺乏"对黑暗、污秽与卑劣的感知"。这位小说家如此评价散文家:“一种对邪恶浑然不觉的成熟状态…正是我们辨识他最美好的标志。”
詹姆斯与爱默生虽同属美国文学巨擘,却分属不同世代。爱默生(1803-1882)在内战前——美国历史尚未出现灾难性裂痕的黎明时期——写就了他那些阳光倾泻的散文奇迹,迸发着这个国家晨光般的能量;而詹姆斯(1843-1916)则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后很久,才创作出那些精心雕琢的阴影交织的小说。正是内战将这个天真的国家引向堕落的自我。这场冲突不仅带来了重建时期与吉姆·克劳法,还催生了镀金时代与强盗贵族,以及爱尔兰、意大利和东欧的大规模移民潮。詹姆斯与爱默生成熟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因此他们对这个国家善恶能力的认知存在分歧也就不足为奇了。
爱默生182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四十年后内战期间,詹姆斯正在哈佛法学院求学。我提及他们,是因为这两位哈佛之子所提出的命题,如今正困扰着这所伟大学府。21世纪分裂哈佛的争议,其根源在于美国神义论问题:如何将这个国家的罪恶与其核心的爱默生式理想——卓越、个人主义、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其他虽不总被践行却始终隐含的、关乎国家未来的根本理念——相调和?
觉醒派或许会说,爱默生是彻头彻尾的白人。克劳丁·盖伊的视野从未被他那甜美而超验的散光所模糊。去年夏天,盖伊女士带着一份"变革性"议程就任哈佛大学校长,该议程预设了哈佛乃至美国根深蒂固的罪恶: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对少数群体(特别是黑人)的压迫。
这是个不同调门的道德问题,但盖伊女士及其支持者似乎对这一矛盾无动于衷:如果美国如此罪恶滔天,为何这位资质浅薄得令人尴尬的黑人教授,竟能登上美国学术巅峰成为哈佛校长?为何在她被迫辞职后——并非如她所言因为种族主义,而是因其自身缺陷(包括大量剽窃)——仍能以逾90万美元的年薪留任教授?如今哈佛四年教育成本约为33.4万美元。哈佛非但没有正当解雇她,反倒像是决定每年将十几名本科生辛苦攒集的学费,用于维持盖伊女士的优渥生活并抚慰其受挫情绪。
哈佛校训是真理(veritas)。这绝非宣称哈佛已掌握真理,而是承诺不懈追寻真理。盖伊女士及其召集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官僚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确实自诩手握真理。他们试图重组机构以强推其党派路线,这背离了大学本身崇高而谦逊的宗旨。哈佛无权成为进步左派的宗教学校。爱默生在《自立》中写道:“我们已是成人……而非受庇护角落里的幼童病夫。“他定会鄙夷觉醒派对代词和微侵犯的歇斯底里,以及那种教条式自怜的氛围。
作为哈佛的另一位学子(1963届毕业生),我愿投爱默生一票,让这所大学重归其爱默生式的精神本源。让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清晨重现,而非觉醒主义那充满意识形态的苦涩黄昏——那感觉像是1950年代瓦尔特·乌布利希统治下的东德,用爱默生的话说,那里"最受追捧的美德就是顺从”。
顺便说一句,亨利·詹姆斯对爱默生与邪恶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爱默生极度憎恶奴隶制,他称1850年的《逃奴法案》是"肮脏的法律”。他对约翰·布朗持友善态度。谈及新英格兰地区建立在奴隶贸易基础上的财富时,他说:“是时候终结我们罪恶的财富了。我确信自己将欣然承受这种繁荣崩溃带来的痛苦,并非常乐意转向山林伐木,为我和孩子们寻找与自由和尊严相符的劳动。”
在思想与艺术的广阔领域,爱默生的白人身份并不比威廉·莎士比亚更具取消资格——更谈不上压迫或邪恶。持相反观点无异于拥抱一种无知的逆向种族主义,这种思想在任何大学都不应有容身之处。
莫罗先生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打字机的喧嚣:新闻业回忆录》。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图片来源:阿拉米本文发表于2024年1月10日印刷版,标题为《哈佛能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身上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