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出庭律师正在破坏破产制度

大规模侵权风险已引发一场破产潮，波及从强生公司（滑石粉诉讼）到美国童子军（性侵诉讼）等各类组织。事态发展正导致联邦破产体系分崩离析，原告与破产主体双双受损，唯有原告律师从中渔利。

诉讼律师通过运用成熟的大规模侵权勒索策略，找到了利用传统破产索赔程序牟利的机会。这套操作简单却极具破坏性：原告律师通过社交媒体、电视广播广告进行密集营销（通常雇佣专业"潜在客户开发"公司），以网罗最大数量的潜在侵权索赔人。

这些索赔在破产程序框架内无法得到充分核实、抗辩或裁决。其泛滥会从已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抽走巨额资源，削弱其破产重整能力，并损害包括早期原告在内的既有债权人权益。正如美国童子军某保险公司律师2021年向媒体所言：“允许无效和欺诈性索赔将延迟并稀释真正性侵幸存者应获赔偿，最终伤害他们的利益。”

破产重整程序的本质是通过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以价值最大化方式重组企业，并将该价值有效分配给债权人（包括员工、债券持有者和供应商），从而避免清算。其可行性依赖于债权人与利益相关方对破产进程及债权处理方式的可预期性。

债权人通常不得不接受低于原始索赔金额的偿还方案。但这一过程能让企业维持运营，通过重建稳健的财务基础来保障就业。有时债权人会获得重组公司的股权，使其在合理高效解决破产问题时拥有话语权。

但当诉讼律师带着他们的"索赔要求"介入时，原有规则便完全失效。保险公司、债权人、破产实体乃至其负责人往往被迫重新协商。此时诉讼律师通常会提出一个"简单"方案：设立独立资金池作为解决大规模侵权索赔（含律师费）的唯一来源。由于重组计划表决权取决于各债权人索赔总额，激增的索赔要求使侵权原告律师获得了不成比例的话语权。

美国童子军组织在特拉华州的破产案就是典型案例。2020年首次提交破产申请时，性侵受害者提起的实际诉讼不足300起，预计将增至2000起左右。随后大规模侵权律师突然提交了超过8万起未经裁定的新性侵索赔。若法官最终批准包含这些新索赔的重组方案，真正推动破产程序的原诉受害者可获得赔偿金将被大幅稀释——单案赔偿金额可能从120万美元骤降至3万美元。

在强生公司破产案中，首批出庭律师反对最初的重组计划，并通过谈判将和解金池从40亿美元提升至逾90亿美元。随后另一批大规模侵权律师又对第二次索赔解决方案提出异议。结果导致局面混乱：第二次破产申请正在上诉中，公司考虑提交第三次申请，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未来可能面临更多诉讼。

大规模侵权律师运用精密的潜在客户挖掘算法，通过承诺彩票式高额赔偿来招揽潜在索赔人。网络上针对"是否可能对强生公司提出索赔"的诱导性广告颇具启示性——初步问卷暗示，只要被诊断出癌症就可能获得索赔资格，甚至包括未使用产品但家人使用过的情况。

某网站宣称滑石粉相关索赔的平均判赔额达440万美元。但简单计算可知，若将90亿美元拟议和解金分摊给当前6万起索赔，人均获赔约15万美元，其中40%还需支付法律和行政费用。若企业发布此类误导性广告，联邦贸易委员会通常都会提起执法诉讼。

国会本可制定系统性方案解决索赔激增问题，但考虑到政治僵局和出庭律师的影响力，改革希望渺茫。由美国司法会议主导修订《破产程序规则》或许是更可行的改革路径，该机构负责制定规范破产实践与程序的官方规则和文书。

司法会议可迅速修改索赔表格，要求提高前期披露标准——包括提交将索赔与侵权指控相关联的具体诊断证明，以及披露诊断医生与代理律师之间的任何关系——同时强化对代理侵权索赔的律师及其他协助者的认证要求。在涉及大量索赔的案件中，破产法官可指定索赔审查员，在批准索赔前核查索赔生成过程并向法官提交审查建议。法官们还需更严格监督律师如何影响诉讼进程，在此类案件中发挥"街头警察"的监管作用。

若不采取这种新方法，企业破产制度将持续恶化，陷入困境的企业、债权人及原告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里夫金先生在华盛顿从事上诉及宪法法律实务，曾于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任职于美国司法部及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弗里德曼先生是弗里德曼合伙公司管理合伙人，2002-2005年担任美国受托人执行办公室主任，并曾任第七章破产受托人。

图片来源：托尼·古铁雷斯/美联社本文发表于2024年1月5日印刷版，标题为《诉讼律师正在破坏破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