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一轮城市化推动可能会妨碍“生育友好型社会”目标 | 路透社

一个人在中国上海的购物中心里和孩子们一起坐在玩具车里，2021年6月1日。路透社/阿里·宋/档案照片香港/北京，8月22日（路透社）- 玛丽·孟在上海一家中国科技公司工作得如此忙碌和压力重重，以至于她无法想象再要一个孩子。

“工作压力大到你甚至没有时间陪伴你的孩子，”这位37岁的有一个上学男孩的母亲说。“我怎么能考虑照顾两个孩子呢？我完全没有头绪。”

这与任何地方的城市居民产生共鸣。但考虑到中国人口 下降 和 老龄化 的速度，人口统计学家表示，北京应更加紧迫地对快速、昂贵的城市生活对出生率的影响采取措施。中国正迅速失去母亲。联合国定义的生育年龄女性人数（15至49岁）预计到本世纪末将减少超过三分之二，降至不足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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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月举行的每十年一次的最高政治 会议上，中国宣布计划建立一个“友好生育的社会” - 承诺实施人口专家长期呼吁的措施，如降低育儿和教育成本。但是，对于同样的专家们来说，北京也承诺鼓励更多人进入城市地区。这一政策旨在增加住房需求，以支撑危机重重的房地产行业，并通过疲软的经济增长来复苏生产力提升和更强的消费。城市居民通常生产和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附加值高于农村居民。但是，新的城市化推动忽视了基本的人口理论。在城市中，由于高昂的住房成本、有限的空间、昂贵的教育，以及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人们的生育率较低。

中国的夫妇不育率也从1980年代的2%上升到18%，而全球约为15%——医生将这一上升归因于与城市工作相关的压力和工业污染等因素。

根据中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的最新数据，2020年中国农村地区的生育率略高，为1.54，而全国平均为1.3，而2023年上海的生育率为0.6，全国为1.1。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口学家易富贤表示，政府“愚蠢地”将年轻人“驱赶到最不利于生育的大城市，这将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并加剧老龄化危机。”

“人口密度对生育率的抑制是一条生物法则。”

这一现象在东亚最为明显。日本、韩国和台湾在二战后以比大多数其他经济体更快的速度城市化和工业化。它们的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的。路透社图形

尽管中国的出生率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严格独生子女政策后也非常低，但并非一切都已失去。根据人口统计学家的说法，中国的城市化率为65%，低于日本或韩国的80-90%——这可能为其提供了回旋余地。

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或放宽土地权利来改善农村生活水平，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可持续的影响，而不是继续城市化，因为这可能改善出生率。

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所教授萨米尔·KC表示：“人口规模在经济中始终是一个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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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生存”

为了拥有稳定的人口，各国需要生育率达到2.1。这意味着，对于像孟这样的每位女性只抚养一个孩子，另一个女性需要抚养三个孩子。

于波比，21岁，在北京的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工作，每周工作六到七天，想要的却没有。

“我没有钱也没有精力，”于说。

中国的“生育友好社会”愿景包括降低育儿和教育成本，延长产假，升级母婴护理和儿童补贴以及税收减免。

许多国家提供这样的激励措施。但那些成功的生育政策国家——如法国或瑞典——因更大的性别平等、更强的劳动权利和健全的社会福利而脱颖而出。

降低育儿成本并不能单独奏效，“反而促进了一套要求女性承担家庭责任的家庭价值观，”密歇根大学的人口学家周云说。

孟认为，直到中国人重新开始希望有更好的生活，任何政策都不会奏效。

“现在每个人都认为根本没有前景，”她说。“无论你多么努力工作，只是为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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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法拉·马斯特；编辑：马里乌斯·扎哈里亚和林肯·费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