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记者上门与企业“洽谈合作”，多人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刑

冒用媒体记者身份上门与企业“洽谈合作”，迫使被害企业与自设公司签订舆情服务协议，收取企业费用，多人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刑。

12月25日，最高检发布5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犯罪典型案例，朱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入选。

案情显示，2017年12月份以来，被告人朱某某、孙某某、周某某、陈某某、曾某某等人以“反传销”“防骗”为名，结伙利用网络实施敲诈勒索。该团伙利用企业存在的经营漏洞和问题，专门编写、发布标题为“某公司涉嫌以消费为名进行传销”“某公司涉嫌股权非法集资”等负面舆情文章，通过短信直接发送至被害企业负责人及员工，或发布至自建的“某某观察”“某某财讯”“某某财经”等网站，供他人转载，形成对企业的负面舆情。

被害企业提出删帖要求后，朱某某等人拒不删帖或者故意拖延放任舆情扩大，并明示或者暗示可以签订“合作协议”快速删帖。为消除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良影响，被害企业被迫与朱某某等人签订“合作协议”并支付删帖费用，朱某某等人得手后即将负面舆情文章删除。

2017年至2023年，该团伙采用上述手段先后对注册地位于湖南、四川、北京等地17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网络信息公司进行敲诈，犯罪金额达人民币66万余元。

2023年12月20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朱某某、孙某某等五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2024年3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认定朱某某等五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至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至一万元。被告人朱某某、周某某、陈某某、曾某某等四人不服提出上诉，2024年6月1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检介绍，该案涉及企业多、时间跨度长，犯罪手段复杂且隐蔽，涉案证据大部分属于电子数据，极易灭失和篡改，证据收集、调取难度大。检察机关应邀提前介入侦查，围绕侦查思路与证据标准提出意见：一是紧扣犯罪特征、作案模式、资金流向，提出从收款账户反查被害企业的侦查思路；

二是重点收集负面舆情文章、沟通协商记录、资金转账流向等关键证据，通过书证、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印证、补强，构建完整证据链，全面查清案件事实。

审查逮捕阶段，朱某某等人以舆情服务协议是市场经营、舆论监督行为提出辩解。对此，检察机关着重审查朱某某等人前后行为关系、发布文章的真实性、涉案资金流向以及后续协议履行情况等客观证据，全面查明该团伙几种犯罪手段：

一是“短信直接敲诈”，即直接将“负面文章+链接”的短信发送至被害企业负责人及员工手机，诱导、暗示企业支付“费用”进行删帖；

二是“舆情造势敲诈”，即通过注册、使用微信公众号、知乎等自媒体账号，搭建小型网站，大量发布并相互转载企业负面舆情文章，形成企业负面舆情压力，在被害企业提出删帖要求后置之不理，迫使企业付费快速删帖；

三是“冒名上门敲诈”，即冒用媒体记者身份上门与企业“洽谈合作”，迫使被害企业与自设公司签订舆情服务协议，收取企业费用。在查明朱某某等人犯罪手段、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依法对朱某某等四人批准逮捕。

庭审中，针对被告人提出部分被害单位已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删帖，且民事案件庭审中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被告人承诺删帖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二者系经济纠纷，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通过出示被告人发布负面信息造成的传播量、实施胁迫行为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被告人索取财物的有罪供述等证据，指明所谓的“舆情服务协议”相关行为并非合同纠纷，而是以合同为名实施的敲诈行为，部分被害单位提起民事诉讼的维权行为，不影响被告人的行为性质认定。经审理，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并作出判决。

最高检表示，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区分并实质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模式，着重从行为人有无实施威胁行为，服务协议是否实质履行、服务事项是否有客观需求和等价性等方面对“舆情服务协议”性质进行实质审查，全面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

同时，办理涉网络敲诈勒索案件，检察机关要注重加强与公安机关以及网信部门的信息共享，完善行刑衔接双向机制，对于未达到刑事立案条件，但符合行政处罚条件的，及时移交线索，协同形成打击合力，全面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乱象，有效净化网络空间，有力遏制网络犯罪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