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兵：“第三太空时代”不应出现“星际争霸”

状况不断告急的国际空间站还能维持多久？这个问题最近频繁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作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座大型在轨空间平台的未来不仅被美俄地缘政治博弈蒙上阴影，现在还因太空舱漏气等技术问题而被怀疑能否按计划服役到2030年。有分析说，一旦国际空间站终结，新的太空地缘政治也将随之开启。但实际上，国际空间站当前的困境只是一个表征，太空地缘政治早已悄然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2022年初，笔者在与航天技术和太空军控领域相关专家再三斟酌后，共同提出“第三太空时代”概念。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太空竞赛是“第一太空时代”，冷战结束后开启“第二太空时代”，那么当前阶段，可以说世界已经迈入“第三太空时代”大门。在国际上，美国太空司令部副司令约翰·肖、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等也使用过类似表述。尽管立场不同，但中外战略界对“第三太空时代”的特点确有一些共识。

其一，太空格局多极化。冷战时期，角逐太空的主要是美苏两家，英、法、中、日等其他具备航天能力的国家初露头角，但还难望两个超级大国项背，更多的国家则基本没有能力利用太空。在“第二太空时代”，美国一骑绝尘，俄罗斯相对衰落，其他国家的航天力量逐步发展，太空领域“一超多强”格局渐显。而在“第三太空时代”，太空格局日趋多极化，已有上百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卫星，其中十多个国家有能力从本国领土发射卫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型航天私企异军突起，太空技术探索公司、蓝色起源、维珍银河等公司纷纷涉足载人航天，发射巨型星座，甚至要登陆火星。太空多极化让更多国家从太空开发中获益，使航天发展更具活力，但同时也让太空变得更加拥挤，频轨资源分配、太空交通管理、太空碎片等问题变得空前突出。

随着大国博弈更趋激烈，太空领域集团化趋势加剧。美军提出太空是当今大国竞争的中心舞台，声称俄罗斯是“关键对手”，中国是“最大威胁”。为了对抗中俄，美国试图拉拢盟国构建太空联盟。这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太空政策存在一定不同。美苏对抗之时，美国在太空问题上对盟国严格保密，不少盟国还公开反对其太空军事化举措。而在当前太空竞赛中，美国认为自己的太空优势已遭侵蚀，单打独斗胜算不足，所以转而谋求借助盟国太空力量，同时对竞争对手实施技术封锁。

其二，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太空被视为军事上的“终极高地”。在“第一太空时代”和“第二太空时代”，太空的军事作用主要体现在作战保障方面，比如运用天基设施进行监测、侦察、通信、预警、毁伤评估等，为陆海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而到了“第三太空时代”，太空本身就将成为战场，太空力量作为一支独立军种实施攻防作战。这也是为什么在军事建制上，建设太空军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

在太空装备上，太空军备竞赛风险剧增。尽管太空军事化由来已久，但多数人认为，太空武器化进程尚未开启，因为还没有哪个国家在轨道中部署核、动能杀伤或激光武器。但这道红线即将突破，美国公然宣称将于2025年部署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卫星武器。在危机升级方面，太空战风险显著增加。美国《太空防御战略》提出，在太空中的威慑战略如果失败，那么就要赢得延伸到太空的战争。为准备实战，美军频繁举行“施里弗”“全球哨兵”“太空旗”“黑色天空”“红色天空”等太空战演习。这些演习实战色彩浓，越来越注重多域协同和发挥整体合力。

其三，太空产业化。在“第一太空时代”和“第二太空时代”，商业航天发展有限。到了“第三太空时代”，太空产业发展步伐加速，对各类太空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例如，巨型小卫星星座的发展使得最具经济和实用价值的地球静止轨道变得炙手可热。再如，技术发展使原本遥不可及的太空矿产资源逐渐变成现实的财富源泉。美国太空战略学家加勒森说，各国在地球上争得头破血流，所争不过一国GDP的1个百分点，而太空资源则无数倍于全球GDP总额，善于开采利用太空资源的国家将获得与其领土和人口不成比例的优势。主要航天大国都在筹谋如何在方兴未艾的太空“淘金热”中多分一点蛋糕，而这也将成为“第三太空时代”的一个冲突之源。

但从可持续性以及长远视角来看，太空显然不应出现这样那样的“星际争霸”。为应对“第三太空时代”的新挑战，维护太空的和平安宁，国际社会有必要将国际太空法基本原则与新安全观结合起来，确立太空安全治理的基本逻辑和安全保障机制。一是维护共同安全，支持太空自由，反对太空霸权。二是维护综合安全，既要重视和平利用太空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风险，更要优先应对太空武器化、战场化问题。三是维护合作安全，反对结盟对抗和航天科技封锁。四是追求可持续性，保护太空环境。各方应就这些大本大源的问题达成共识，确保太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成为国际合作共赢的新疆域，而非大国竞争角力的新战场。（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