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探访卧龙核桃坪、神树坪等基地，近距离感受我国野化放归大熊猫新成果

【环球时报赴四川特派记者 郭媛丹 单劼 环球时报记者 赵瑜莎 冷舒眉】编者的话：作为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在国内外知名度极高，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熊猫中心”）和其他机构在四川设立多个基地，致力于大熊猫救护、繁育、野化放归和科学研究等工作。近日，《环球时报》记者走进熊猫中心卧龙核桃坪、神树坪等基地，近距离观察和记录我国多年来在大熊猫科学研究与保护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式创新：“母兽带仔”野化培训模式

自2015年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公布以来，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栖息地面积均有增长。截至目前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已增长到1900只左右，但它们分布在不同地方，其中一些种群的大熊猫数量少于30只，要单纯以就地保护的方法维持大熊猫种群数量相当困难。因此，我国启动了大熊猫野化放归工程。圈养大熊猫野化放归是熊猫中心首创的技术，主要分为培训、放归、监测3个阶段。

与普通参观者不同，《环球时报》记者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大熊猫的过程有些艰辛和神秘。卧龙核桃坪基地是熊猫中心4个基地中唯一不对外开放的基地，11月底的核桃坪基地气温非常低，沿着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蜿蜒向上，途中经过一道上锁的门进入大熊猫野化培训区域。当《环球时报》记者随着野培饲养员崔志国一路攀爬着去寻找大熊猫“辉辉”和幼仔时，脚下的路变得陡峭，但又很松软。不仅如此，小路两侧就是茂密的竹林，高大的乔木，不时有小松鼠蹦蹦跳跳，自顾自地忙碌着，丝毫不担心人类的打扰。

“辉辉”和幼仔是《环球时报》记者此行探访的主角，记者希望借此深入了解“母兽带仔”野化培训方法。据介绍，幼仔在今年5月时，和妈妈“辉辉”被转运至天台山进行第二阶段野外培训，当时幼仔在10个月左右。记者远远看到“辉辉”的幼仔在感受到危险时，可以迅速地爬上十几米高的大树顶，并可以长时间悬停。

从事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工作多年的饲养师牟仕杰介绍说：“最初阶段我们尝试通过饲养员在野外喂养来培训大熊猫学会野外生存，但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最终发现了‘母兽带仔’的方式。其中母兽的选拔很重要，最完美的情况是既要有野外生存经验、足够的野性，还要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并教会幼仔各项技能”。

“在这个过程中，最忌讳的是幼仔和人类亲密接触。从照顾幼仔开始，工作人员就要身穿‘熊猫人’伪装服，涂上熊猫尿液和粪便的气味，遮盖人类的气息。”牟仕杰说，为了能更好地伪装，“熊猫人”伪装服前后开发过迷彩伪装色、“熊猫人”伪装服等5套方案，最终才确定下来。“现在的熊猫服既有很高的伪装性，也轻便、适宜我们在野外开展工作。”

当培训的幼仔具备了野外独自生存的能力，也就到了放归阶段。“在完成一系列训练并经过专家论证，认定幼仔具备在野外生存的能力，比如觅食、应对危险等，才可以放归大自然。”牟仕杰说。

幼仔在放归时会被戴上一个可追踪监测的电子颈圈，通过卫星信号来追踪它们的活动轨迹、健康状况等信息。牟仕杰表示：“颈圈会在一年半左右脱落，无法长期追踪监测。之后必须依靠红外相机、粪便取样等方式收集更多数据。”

新华社今年6月报道称，截至当时，大熊猫中心已放归圈养繁育大熊猫11只，存活9只，其中7只成功融入有灭绝风险的小相岭山系野生种群，2只成功融入岷山山系野生种群。

圈养大熊猫种群逐步扩大

日前，《环球时报》记者到卧龙神树坪基地近距离探访。该基地的明星熊猫是4月从韩国回来的“福宝”，诸多粉丝架起“长枪短炮”等待着它展现芳容。像“福宝”这种被圈养的大熊猫，除了可以满足民众近距离观赏熊猫的愿望，还有重要的科研意义。据工作人员介绍，大熊猫野化培训，是为了复壮野外濒危小种群，增加大熊猫基因多样性，让大熊猫重回大自然。同时，大熊猫圈养是为了扩大种群基数，作为旗舰物种，能够提高大众对于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这两者缺一不可。

虽被叫作大熊猫饲养员，但来自香港的郎舜筠和同事们的工作并不是只要喂饱大熊猫这么简单，而是对大熊猫进食进行科学管理。采访中《环球时报》记者最常听到的一个词是窝头，这可不是普通窝头，而是通过科学调配营养制作而成。饲养员每天观察并记录大熊猫的进食状态，观察它们饭后状态以及排便情况，并根据年龄来管理体重。

“比如，从美国回国的‘小奇迹’3岁多，120公斤，这是一个合适的体重。我们每天会根据它吃竹子的量去调整竹笋或窝头的分量。”郎舜筠说。

在采访中，一位饲养员拎着装有熊猫粪便的塑料袋进来，“不仅是检测粪便，还有尿液和采血，通过这些手段对熊猫的身体健康做监测。”郎舜筠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并不把熊猫当宠物，不会特意去靠近它、抚摸它、和它玩。”她还表示，每个园子里都有树木或木桩，就是让熊猫能保持自己爬树的本能，保持动物野性，而不是变成人类饲养的宠物。

饲养员的职责更多时候是在特定时刻提供给熊猫必要帮助，比如大熊猫交配繁殖期。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科研人员会从形态、行为、生理、遗传等方面对大熊猫开展各种研究，针对性应对大熊猫发情难、配种受孕难和育幼存活难的挑战，不断提升大熊猫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也正因为有熊猫饲养员及大量科研人员的辛苦付出，才使得大熊猫圈养种群成为健康、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种群。

保护的意义已超越大熊猫本身

我国保护大熊猫的意义早已超越大熊猫本身。2021年10月，我国在川陕甘三省的大熊猫主要栖息地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区划总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不仅让大熊猫有了生态良好的生存环境，也进一步提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总面积393.99平方公里，居于岷山山系和邛崃山系两个大熊猫最大种群栖息地的交界处。“自从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以来，我们这里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野猪、金丝猴、松鼠等动物随处可见。”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女子巡护队队员郭登露说。

据都江堰管护总站虹口保护站站长刘波介绍，都江堰市龙池镇虹口社区有大片范围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女子巡护队的主要任务是巡视低海拔地区有无滥砍滥伐、非法穿越、盗采盗猎等破坏森林的行为，并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痕迹。在刘波看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设立不仅提高了野生大熊猫的“出镜”率，通过红外线相机，我们发现“截至目前都江堰片区一共有两个种群，16只野生大熊猫”。同时，各种动植物、同域珍稀动物随着对大熊猫的保护而得到保护，大熊猫栖息地生态保护成效显著。此外，大自然也对人类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进行回馈，比如村民种植中药材等，增进民生福祉，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合作守护旅外熊猫

“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案例，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已从‘濒危’降至‘易危’。”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李德生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政府层面建立了管理规范的行业制度办法和要求，科研科技人员全身心投入大熊猫保护和科研工作，而且我们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促进国际交流，以此更好地促进其他濒危物种的保护。

据李德生介绍，大熊猫研究的国际合作从1994年开始，我国先后与20个国家和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与相关国家和相关科研人员进行良好交流，推动大熊猫项目，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确保旅外大熊猫得到良好的饲养护理和健康保障，始终是我国对外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的首要任务。李德生表示，对于租借熊猫的机构，中国有明确的要求。例如，饲养管理团队必须具备专业条件，饲养场馆须达到中国多年研究总结出的标准，对于展厅、室外运动场、绿化休息区等都有具体要求，“此外，我们要求合作单位定期提供健康评估报告，年底提交年度体检报告，确保饲养规范并做好大熊猫的健康管理”。

中国大熊猫保护成果也引起外媒关注。据韩国《首尔新闻》网站11月27日报道，中国的“国宝”、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动物明星”大熊猫的种群结构持续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