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拉美思考破解经济“钟摆效应”

当前，拉美正在上演两种大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主控地区政治生态的左翼发展模式，另一种是以米莱政府治下的阿根廷为代表的右翼发展模式。随着12月10日米莱执政一周年的到来，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不仅关注这一右翼发展模式能否将阿根廷拉出经济泥沼，还在关注这一模式将对拉美未来政治经济走向带来何种影响。

在拉美政治版图呈现“一片粉红”的情形下，米莱政府大力推行右翼新自由主义显得相当“特别”。这一发展模式不但与地区左翼发展模式迥异，在烈度上也明显高于阿前总统马克里执政期间（2015-2019年）的右翼发展模式。米莱信奉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这一学派捍卫原教旨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内核要素，主张将一切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只充当“守夜人”角色。米莱政府一上台即颁布紧急经济法令，对阿经济进行“休克疗法”，推出一揽子激进改革措施，诸如以“电锯”方式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公共开支，停止政府干涉私营经济活动，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和特许经营等。

经过近一年的激进和猛烈改革，米莱政府宣称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比如通胀有所下降，财政赤字有所减少，严厉的紧缩政策使得捉襟见肘的财政形势得以缓解。不过，阿根廷政界、学界和社会对于改革成效意见不一，民众普遍认为改革得失均有，利弊各半。其中最让阿根廷民众不满的是激进改革导致该国贫困率大幅攀升至52.9%，达到20年来的最高点。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指出，米莱政府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未减少，比如怎样化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难题以及如何更大程度吸引外资等。这些机构建议阿根廷抓住美联储降息的机遇，刺激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利用绿色转型推进阿根廷经济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尽管米莱对拉美左翼多有批评甚至攻击，但地区多数国家都在推行左翼发展模式。拉美左翼种类或派别不尽相同，相关界定和划分亦有争议，诸如激进左翼、温和左翼、中左翼、新左翼等不一而足。但近年来的政党碎片化和中间化并未冲淡这些左翼的本色特征，它们始终带有“国家主义”“社会平等”等身份标签，与右翼的区别依然明显。比如，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温和左翼”，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传统左翼以及被称为“新左翼”的智利，均高擎“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平等的大旗，都不同程度地实施“福利倾向中下阶层”政策，都在推进国有化或半国有化政策，对外也都重视坚持战略自主，努力实现“拉美人自己的拉美”。左翼这些“国有化”“社会公正”的标签与右翼“私有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形成鲜明对比。

拉美地区同时上演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并非现在才有，而是由来已久。只不过，当下地区左翼发展模式更为普遍，更反衬出阿根廷右翼模式的“特别”。两种几乎迥异的发展模式孰优孰劣，引发地区学界和国际社会的跟踪关注。从以往的实践效果来看，两种模式均难以凭借“一己之力”有效推进地区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或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往往都不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容易基于某种非此即彼的思维认为“大政府”或“大市场”是治理国家的“灵丹妙药”。

其中，左翼信奉“大政府”，经常以财政二次划拨的方式实施“福利倾向政策”，这固然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减少社会动荡，也能收获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下阶层的选票。但过分依赖国家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有时会削弱市场活力，过度透支国家财政导致财政赤字频亮红线，结果福利蛋糕越分越小，民众也不满意。而右翼则相反，相信“大市场”能自动配置一切资源而使效益最大化，不但将这种绝对的市场法则在经济领域应用，还将类似的竞争法则扩展至社会领域，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泛滥，结果非但难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反而容易付出贫富分化加剧的代价。这正是拉美左右轮替政治“钟摆效应”背后的深层逻辑：左翼“大政府”模式一旦效果不彰，民众便会用选票迎来右翼执政；右翼的“大市场”一旦失灵，民众又会用选票欢迎左翼返场。

在反思以往右翼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左翼经济治理模式均未充分奏效的深层逻辑时，地区国家政界和学界一些人士近些年来开始对中国式现代化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之一就在于成功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和灵活运用。拉美学界一些人士认为，借鉴中国经验或许是地区国家根治“拉美病”一个不错的探索。（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