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信息过剩时代，谨防“认知浮肿”

牛津大学出版社日前公布了今年的年度词汇——“脑腐”。说的是一个人的精神或认知状态退化，尤其是由于过度沉迷于网络的低质内容，就像大脑被腐蚀了一样。与其说“脑腐”，不如说“认知浮肿”更为形象。当一个人长期接触大量浅层化、碎片化和低质量的信息后，容易形成一种认知错觉：以为自己懂很多，但实际认知能力却差得远。这就是典型的“认知浮肿”。

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信息生产、存储与传播成本大幅降低，特别是社交媒体、智能手机以及云计算的普及，使信息传播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形成全球化的即时交流网络。同时，随着大众媒体话语权的分散化，信息的生产主体从传统精英机构扩展到普通个体，“人人都是信息生产者”的格局成为常态。此外，人工智能算法的介入，不断推高信息生成与分发的速度和效率。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正如畅销书作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言，人类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过剩时代。

信息过剩时代呈现出诸多值得关注的特征。首先，信息生产的低门槛和传播的高效率使信息呈现指数级增长，传统的供需平衡被彻底打破，受众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其次，碎片化和浅层化成为信息内容的显著特点，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等媒介通过算法驱动，使用户更加倾向于快速消费即时性和情绪化的信息，而深度分析和系统知识被边缘化。再次，信息茧房效应加剧。个性化推送机制虽然提高了信息的匹配度，却也削弱了信息的多样性，相对封闭的认知环境使受众难以接触到异质化观点。最后，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进一步增加了认知负担，虚假信息、标题党和噪音性信息的泛滥，使受众对信息的信任感下降，形成“信息泛滥，真相稀缺”的矛盾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过剩时代并非仅指信息数量的单纯增长，而是一个涉及信息供给、传播与消费方式全面转型的复杂现象。其核心问题在于，信息的可得性远远超出人类的处理能力，导致信息这一社会资源从稀缺转向过剩。在这一过程中，碎片化、情绪化和娱乐化的信息传播模式，进一步重塑了信息消费的逻辑，弱化了受众的系统性认知和辩证性思维能力。正如当年物质过剩出现后肥胖症流行一样，信息过剩也导致大量垃圾信息摄入过多、信息消化不良等普遍存在的心理与社会现象，“认知浮肿”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问题。

“认知浮肿”的核心表现是个体的信息摄入量显著增多，但信息理解的逻辑性、深度和有效性却仍然较低，从而导致个体对自身知识水平产生过高评价，但实际认知能力未能同步提升。这些典型特征贯穿个体的信息接触、判断与传播行为中，并主要体现为个体对信息的理解停留在浅层化、碎片化的水平，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他们往往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或新闻标题获取信息，却不加以深入分析。这种信息摄取方式导致知识的片段化堆积，而非结构化增长。

“认知浮肿”导致部分网民倾向于用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理解复杂问题，缺乏对多维因素的全面考量，并且更倾向于参与表面化和情绪化的讨论，而对复杂问题缺乏多角度分析的兴趣和能力。这不仅会固化他们的认知偏见，使其更难接受与自身观点相悖的信息和证据，还会削弱舆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深度，从而影响舆论的建设性。另外，“认知浮肿”者由于对信息真伪缺乏辨别力，常成为虚假信息的无意识传播者，这将加剧虚假信息的传播力与破坏力。与此同时，劣质信息的情绪化特质还会进一步放大社会群体间的偏见和对立，在重大公共议题上导致舆论场分裂、极化，使得舆论失焦，进而影响社会共识的形成。因此，“认知浮肿”现象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认知偏差问题，更是一个与舆论生态和社会治理深度关联的结构性问题。

“认知浮肿”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主体难以完成全面治理，需要社会多方力量协同参与。更重要的是，从个体的认知偏差到群体性的社会效应，其影响机制也是多维且复杂的。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教育、技术优化和治理措施，才能有效缓解这一现象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为构建健康的舆论环境和网络空间提供保障。

内容推荐算法是“认知浮肿”现象的重要推手，通过技术手段优化算法设计是治理“认知浮肿”的关键环节。平台应减少对情绪化和片面化内容的优先推荐，增加高质量信息的曝光率，特别是在科学、教育和公共政策相关议题上，优先推送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内容。虚假信息的泛滥也是“认知浮肿”现象的核心诱因之一，应通过法律法规加大对虚假信息制造与传播者的打击力度。同时，信息平台需建立健全内容审核与举报机制，并与事实核查机构合作，对虚假信息进行快速甄别与标记。

在信息过剩时代，信息获取的便利并未带来同等程度的认知收益，大量碎片化、浅层化甚至虚假信息的泛滥，不仅加剧了受众的甄别与消化负担，也对知识体系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构成挑战，并催生了知识结构的碎片化和深度认知的匮乏。因此，从长远来看，应对“认知浮肿”问题还是需要人类社会对信息的感知、处理与应用方式的系统性重塑。（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