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哈兹姆·杜穆尔：共促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

当今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面临新旧交织、错综复杂的各种挑战，导致国际机构及其治理机制疲于应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贫困、失业、社会撕裂等问题不再是横在世界面前的全部风险。另外一些新的风险已经显现，比如环境污染、难民危机、大流行病、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地区冲突长期化以及核武国家之间冲突风险加剧等等。这些挑战威胁着人类未来，对于这些挑战与威胁的应对也超出任何单一民族国家的能力范围。

鉴于国际社会在寻求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佳方案时没能进行充分合作与沟通，世界各国政界和学界都有人开始质疑当今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认为这个框架和体系不再能够适应时代，不再能够满足应对新的威胁所需。面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必须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到底应该如何支持当下和未来的全球治理改革，以适应快速演进和更趋复杂的风险与挑战？

为了找到解决方案，我们首先需要准确诊断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这个体系是由国际机构以及相关规则、标准构成，要使有效达成和落实相关措施与方案的国际合作成为可能，就需围绕该体系的这些组成部分达成共识。

当我们审视它的第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国际机构时，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当下面临的无力感。相关国际机构对于乌克兰危机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应对印证着这种印象，并加剧了国际舆论围绕这些机构及其作用的讨论，特别是在人道主义和经济领域。事实证明，在联合国相关人道机构层面达成的国际共识，尚不足以充分满足加沙民众所需。国际司法机构也是如此，迄今依然无法在停止这场冲突或者至少是减少平民伤亡方面落实一些更为有效的决策。

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使全球治理体系得以运行的那些规则。在这方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国际社会尚未就此达成一致性或普遍性的共识。尤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越来越多国家呼吁对其中一些规则进行重新审视、更新以使其发挥应有作用。

但问题是，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仍然在以20世纪90年代的眼光看待全球治理规则问题，其背后根源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现实主义以及护持霸权、巩固优势地位、继续主导世界的算计。这些国家持此态度，很大原因在于未能认识到必须调整或重新确定事务优先次序才能有效应对国际舞台上正在出现的问题与挑战。这种态度的结果，则是导致相关应对举措变得复杂，扰乱国际合作框架，并使制定应对这些挑战的全面战略举步维艰，同时还加剧了冲突和地缘政治对抗，使世界暴露在挑战与威胁面前，变得分裂和脆弱。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标准是使前面两个组成部分得以加强或削弱的基石。当我们寻找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功能受到抑制的原因时，必须要看到掌控和主导当前国际体系及其规则的相关大国在执行全球治理标准时的二元性，换句话说，就是“双重标准”。比如在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上，对此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迟迟没有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促进停火止战并向加沙民众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而在乌克兰危机激化和冲突爆发初期，它们就快速发布了相关立场、决定和措施。这些主导性国家对于两场冲突的区别对待，也反映在了它们所掌控和主导的相关全球治理机构对于两场冲突的解决效率上。如此一来，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给人留下的一种印象，就是它建立在具有选择性甚至歧视性的标准之上，这反过来又可能会助长国际上基于国别、种族和肤色的非人道做法。

通过这番诊断，我们可以认识到当前全球治理架构中存在的一些缺陷或不足，并可以利用这种认识来探究改革性和参与式的解决方案。不过，这项任务极其复杂，关联因素较多，并且需要广泛讨论，因此我们有必要突出强调一下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使其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标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公平公正，就是将全球治理体系的规则标准与政治道德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仅是以哲学和理论的视角，更是将“更加公平公正”的政治道德作为全球治理的本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有人认为不应该将道德原则与政治“混在一起”，称它们都是复杂概念，有时难以融合互嵌。但我认为，一些政治道德原则可以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作为其主要载体的联合国相关机构采取行动时的标准，这将有助于相关参与方在任何情况下、涉及任何国家时、对于任何问题都能做出统一判断。 

最后，我想引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政治哲学家但丁的一个观点。他在14世纪完成的著作《论世界帝国》中就肯定了一个“全球性政府”或者说是全球治理对于防止战争的必要性，即全球治理的理念必须被理解为基于所有人的共同点来治理人类，并通过使用普遍法律，引领所有人走向和平。（作者是约旦战略研究论坛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