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赫尔曼：美国如何纠正对华认知偏差

早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我就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好奇心。亚洲特别是中国，当时并不是美国大学或者美国政治中的主要议题。然而，我认为亚洲是与众不同的，我想研究亚洲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独特需要被世界看到，同时也应该让丰富而复杂的亚洲文化融入到全球体系中。

后来，作为大学教授，我一直教授与中国相关的知识，也撰写关于中国的文章。在此期间，我看到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在国际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开始与中国学者广泛合作，并多次到访中国，最近一次是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个人都钦佩中国，但并不真正理解它。当前许多美国学者会将美中关系比作雅典和斯巴达，因为斯巴达是一个新兴国家，像中国一样，而雅典很像美国。他们的观点是，当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试图与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竞争时，冲突将不可避免。然而，雅典和斯巴达已经是两千多年前的国家了，那时没有核武器，它们都是小国，而且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这样的类比，或者说全球第二大国必然会与另一国发生冲突，尤其是军事冲突，是不恰当的。

冷战期间，当美国与苏联出现对峙时，核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世界上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政治人士与苏联进行谈判，试图停止其部署核武器，但他们失败了。西雅图普吉特海湾里的潜艇基地停着几艘三叉戟核潜艇。每艘潜艇上装备着12到14枚导弹，每枚导弹上有8到10枚氢弹。目前，使用这些武器的决策权受到严格控制。坦白讲，人类不能进行核战争，尤其是战略核战争。即便使用的是战术核武器也会污染大面积的土地，而战略核战争将彻底改变世界。这不仅仅是战争的潜在威胁，还涉及人类的生存。

我认为，美中有着共同的愿景。两国应加强许多议题上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诸如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做法不仅会对美中产生负面冲击，而且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没有人能够对自由贸易作出如此巨大的改变，而自由贸易恰恰让美中经济从中受益，并促进经济全球化。

美中之间不应该只是竞争关系，显然，推动数字革命的两个最重要国家是美国和中国。我们应当找出一些积极的做法来改善美中关系，比如可以在北极、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应对全球变暖等议题上开展合作，这些建设性的积极活动可以为两国真正的相互理解奠定基础。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但并不趋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在本国会产生不同的对待他人的方式。中国不奉行西方个人主义和西式民主，也不可能变得像我们一样。所以，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超越各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如今，对于美国而言，中国不再是一个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家，美国人有更多的渠道了解中国，这比我在学生时代所面临的情况改善了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交流还远远不够。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还存在许多认知偏差，文化交流是避免认知偏差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不应仅仅让政治关系和事务来决定。当前，民间外交是非政治性的，无论是中国学生想了解美国，还是美国学生想了解中国，都需要前往当地亲身体会。

虽然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庞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接受教育，并看看美国。他们少有想要促成美中某些具体领域沟通、了解和合作。同样，在华的美国学生恐怕也不是那么了解中国的社会动态，以及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存等问题。如果有一天成为亿万富翁，虽然可能性不大，我会建立一个基金会，专注于两国之间以及美国与东北亚所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交流，以便增进更广泛的了解。这需要时间，至少10年或20年，才可能为真正的相互了解奠定基础。然而，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此外，在当前的数字革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可以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条件下学习和交流，这无疑为美中民间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技术层面的推动。因此，将交流项目制度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如何利用交流这种方法，推动双边关系建设、学生交流和民间交流。无论是教育、商业还是其他领域，这些都是应该做的。我认为，中国可以更加开放地与美国分享自己的文化，而美国可以更加大方地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即如何真正理解中国。（作者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和政治学系教授、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