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不要误解东南亚的“第三方偏好”

美欧一些智库和学者近期发布报告或文章提到，中美两个大国之外的“第三方”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比如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在地区民众中的形象相对正面，在战略上被认为“靠得住”。相关分析就此认为，这些“第三方”国家可以借此拉拢东南亚国家接受美国“印太战略”主张，甚至助力“北约亚太化”进程。显然，这些观点掺杂着对东南亚国家“第三方偏好”的误解，相关“第三方”国家如果真那样做只会陷入更大误区。

实际上，东南亚国家的“第三方偏好”并非什么新发现或新事物。早在冷战期间，日本、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就注重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塑造自身正面形象，从而为在东南亚的软性影响力打下基础，也为东南亚国家的“第三方偏好”提供了历史经验。比如，20世纪50年代，印尼社会称日本为只重经济不重人文交流的“经济动物”，对日不满日渐积累。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日本也遇到了类似情形。有鉴于此，1977年，日本时任首相福田赳夫提出“福田主义”，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所谓“心心相印”的关系。为此，日方在提供大量“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同时，还开展多项人文交流活动，以求化解东南亚民间的对日负面认知。类似这样的过程表明，东南亚国家的“第三方偏好”有其特定历史源流，相关观察分析不能脱离时空背景。

当前阶段“第三方”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上升，实质上是因为地区国家的战略韧性在上升。东南亚国家正变得更加自信，逐步摆脱了可能卷入美国政府挑动的大国博弈的担忧。绝大部分东盟国家都反对美方排他性的“印太战略”和封闭式的小多边机制，大力推动东盟主导的包容性秩序，不断巩固东盟的规范性权力、维护东盟的地区中心地位。在不久前举行的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美菲炒作南海问题以及日本首相石破茂试图炒作“亚洲版北约”都遭冷遇，其他主要参会方没被带歪节奏，而是聚焦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设定的相关发展议题，用实际行动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和包容性增长路径，坚定地将东盟战略自主之路走宽走深。

在此过程中，东盟及东南亚国家不断拓展合作路径和范围，尝试与更多国家或国际组织保持良好关系。东南亚国家“第三方偏好”的对象随之更加多元和丰富。比如，东盟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不断深化合作，与上合组织、维谢格拉德集团等保持接触，还积极在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中提升影响力，如此等等。总之，“第三方”在东南亚影响力的上升是一个全局性、综合性的现象，是东盟战略自主的一部分，并非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东南亚牵引力上升的体现。

东南亚的“第三方偏好”增强还折射出美国对东南亚政策遭遇更严重的困境。近些年来，美国做了不少拉拢东南亚国家的“面子活儿”，但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政策调整以及服务美国地缘政治私利的动机，根本不可能改变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不选边站队的立场，美国遮掩不住的轻视和怠慢还引发东南亚国家的普遍不满。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最近刊发一篇名为《美国正在失去东南亚》的学者文章，揭示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失望情绪正在逐步加深。该文援引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2024年东南亚态势报告》中的数据，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逐步上升，美国则在相对下降，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厌恶美国在区域推行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议程。有美国学者预计，至少短期内，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国家心中的形象难有较大改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东南亚推行所谓“普世”理念和“新型”政策，试图强迫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队，忽视了东南亚国家内在真正需求，无法与地区国家形成战略合拍和共鸣。

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第三方”国家在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的过程中，不应走上西方一些声音所怂恿的“新冷战”邪路。东南亚国家与相关“第三方”国家双向互动增多，既有历史因素积淀，也有现实战略考量。迄今为止，大部分“第三方”国家都是在东盟一贯坚持的开放包容原则与框架之内行事。但值得警惕的是，个别“第三方”克制不住排他封闭的所谓“大战略”思维，试图跟随华盛顿步伐，在与东南亚国家合作过程中加入对华遏压的“新冷战”议程。但这已经引发绝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反感，一些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就此明确表明态度和立场，即美国及其盟伴不应阻止东南亚国家与其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中国保持友好，不应把它们与中国对抗的姿态强加在东南亚国家身上。

归根结底，有关“第三方”对此更应该有清醒认知，不要把自己摆在东南亚区域长期积累形成的秩序和共识的对立面，不要指望东南亚国家会支持它们的地缘政治企图。（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