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100年前泰戈尔访华，中印文化“双向奔赴”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在前两期的史海回眸文章中，我们回顾了中法友谊信使富尔访华的故事，重温美国记者在京接受的“神奇一针”，在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100周年之际，让我们感受一场中印文化的“双向奔赴”。1924年，泰戈尔访华在中印间牵起文化交流的纽带，他在中国演讲时说：“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中国更接近印度，印度更接近中国——不是出于政治或商业目的，而是为了无私的人类之爱。”

一场思想和行动上的“双向奔赴”

中国与印度都拥有灿烂的文明，双方文化方面的交往源远流长，然而近代两国都遭受了西方殖民统治的压迫，中印交流往来一度中断……20世纪初期，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灾难，促使人们对西方文明深刻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文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泰戈尔是印度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作品在世界影响甚广，也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1915年，陈独秀翻译泰戈尔的诗歌，在《青年杂志》上刊登《吉檀迦利》的几首译诗，拉开泰戈尔诗歌在中国阅读的序幕。

1920年之后，不少泰戈尔的重要著作有了中译本，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他的作品。

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也由来已久，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访中国。虽然自幼深受印度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泰戈尔在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东方文明的敬仰。他认为，中国“诞生过一些非常有智慧的人物”，还认为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就曾受到中国文人的邀请访问中国。1923年，泰戈尔也通过身边人向中国文坛表达了想要访问中国的愿望。于是，梁启超组织的文化团体讲学社给泰戈尔发出了一份邀请函。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消息传到中华大地，泰戈尔和中国文人的“双向奔赴”引起巨大关注。

“为求道而来”

1924年4月，泰戈尔乘坐“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他的到来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徐志摩、张君劢等人前往码头迎接。访华期间，泰戈尔先后会见了蔡元培、胡适等中国名人，游历中国多个城市，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地发表几十场关于印度文化和文明的演讲。

4月13日，他在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演讲。泰戈尔强调，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求道而来”“犹如一位敬香者，来向中国文化致敬”。在后面的演讲中，泰戈尔也多次表达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期待，认为中印两国应保持友好关系——“我的朋友们，我来是想请你们重新打开交流的渠道，我希望它仍然存在，尽管长满了被遗忘的杂草，但仍然有迹可循。”

他在中国演讲时说：“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中国更接近印度，印度更接近中国——不是出于政治或商业目的，而是为了无私的人类之爱。”“印度和中国是古老而又亲爱的兄弟。”泰戈尔用这些话深深表达他对中印两国友谊、友好交流的期待。

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北京的行程最引人关注。1924年4月中旬，泰戈尔抵达北京正阳门东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各界人士欣然相迎。在京期间，泰戈尔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进行演讲，并与中国文坛名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演讲中，泰戈尔勉励中国青年要有文化自信，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文明，不要忘了自己的民族气节。他对中国人民受列强压迫的遭遇充满愤慨，早在19世纪，泰戈尔就写文章谴责英国殖民者强加给中国的鸦片贸易为“杀人贸易”。

1924年4月，中国报纸曾刊载泰戈尔的一段话：“我想继续印度以前到中国来的大师所未尽的事业，此种责任，我与中国青年共同负之。”

“竺震旦”与“索西玛”

泰戈尔还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64岁生日，中国友人为他举办了祝寿会。徐志摩与林徽因等人同台演出了剧目《齐德拉》，《齐德拉》是泰戈尔创作的抒情诗剧。

祝寿会上，泰戈尔还收获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梁启超在致辞中表示：“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印度的别称）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中国的别称）过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结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

更有意思的是，因为与泰戈尔的友谊，徐志摩也得到了一个印度名字“索西玛”，意为“月光宝石”。泰戈尔与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友谊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访华期间，泰戈尔与多位中国艺术家交往密切。京剧大师梅兰芳也与泰戈尔有过互动。泰戈尔十分喜爱中国的传统戏曲，梅兰芳就在北京专门为泰戈尔演出了京剧《洛神》。演出结束后，梅兰芳和泰戈尔不停讨论舞台布置、唱词唱腔等话题。

据记载，泰戈尔还对这出戏的一处舞台布景提出修改建议，梅兰芳欣然采纳并在后来的演出中加以修改。

梅兰芳还和泰戈尔用扇子互相题词赠送，泰戈尔用毛笔题写了一首自己创作的孟加拉语诗歌。离开北京时，有人问泰戈尔——是否落下什么东西，他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

回到印度之后，泰戈尔积极向印度人民介绍中国的一切，为中印文化后来的交流与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当然，泰戈尔访华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激进人士认为泰戈尔的思想过于保守，为泰戈尔的中国行发出不一样的声音。（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