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德国制造”苦熬“时代转折”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德国政府最近宣布2024年德国经济增速预计将下降0.2%，这意味着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可能连续两年面临经济萎缩。在地缘政治动荡、能源危机延宕、外部市场萎缩、国内经济不振等一系列内外因素影响下，作为德国经济支柱之一的制造业也正遭遇冷战后三十多年未有之难，连德国国内舆论都开始担心“德国制造”能否顶住总理朔尔茨所说的“时代转折”。 </p><p>事实上，对于德国制造业下行压力加剧的关注近年来不断增多。从国际舆论对于德国“去工业化”的讨论，到本国产业界警告德国将有成为“工业博物馆”的风险等，类似说法背后都是基于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实体经济几大支柱性优势，比如稳定充足的能源供应、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机遇以及劳动市场总体趋稳等，日趋式微甚至崩塌。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给“德国制造”传统强项带来的冲击也在日益加大。 </p><p>能源是工业发展稳定性的重要基础，也是德国乃至欧洲经济的长期短板。始自冷战期间开拓的德俄能源合作关系曾使双方经济形成互补和共赢格局，德国也曾通过推进“北溪”项目等夯实利益基础。但乌克兰危机使得这种关系被严重撕裂，德国和欧盟试图通过进口替代、开源节流实现能源“去俄化”，但在供应稳定性和成本可靠性等方面付出沉重代价，能源供应特别是天然气不得不更加看市场脸色，这也进一步加重了其成本劣势。 </p><p>在外部市场方面，“德国制造”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释放出的红利。凭借传统技术优势，德国工业在全球市场自由化进程中开疆拓土，欧盟东扩也使德国在刚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中东欧国家中占据显著优势。但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全球化逐渐转向“慢全球化”甚至面临“逆全球化”挑战，不少国家的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量增长放慢。与此同时，全球化利益分配失衡和经济权力转移，也引发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上升，国际范围内的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增加。另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意味着其制造业水平不断上升，德国等发达国家过去某些“躺着挣钱”的行业势必遭遇严峻挑战。 </p><p>在劳动力方面，随着产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德国制造业特别是与数字和绿色产业联系密切的领域劳动力缺口日益扩大，劳动力供给远远达不到企业发展需求。调查显示，德国国内76%的中型工业企业将劳动力成本和技术工人短缺列为最大挑战。 </p><p>而在数字化和绿色化“双转型”方面，德国一直有着较强的忧患意识和战略眼光，曾提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尖端数字技术驱动传统工业转型的“工业4.0”战略，甚至“能源转型”一词最早就是出自德国，这凸显了德国试图在经济和能源绿色转型方面引领理念与实践之先。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德国和欧盟的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因为政策法律掣肘、创新和投资瓶颈以及人才技术相对不足等因素，进展远低于预期，德国汽车、精密机械等传统行业至今无法获得“双转型”的足够赋能。 </p><p>当然，深厚的积淀和长期的结构性优势使得德国工业不会一朝一夕就黯淡下去，德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达18.44%，居于发达国家前列；德国研发人员数量（45万名）、研发占GDP比重（3.19%）、“隐形冠军”企业（1307家）数量等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未来，德国要想在“时代转折”冲击下完成工业乃至整体经济的转型和长远发展，既需要合理的产业政策扶持，也需要以卓越的战略眼光处理与主要大国经济关系，在发展和安全的平衡中谨慎前行。（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