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星河雪无声——为田海龙先生的《在黄河与雪域高原之间》的序言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一个人经过一些时间就会发现，生命里很多痛苦、煎熬的事，在记忆里兜兜转转，又重新变得美好了，比如卓拉哨所。 </p><p>田海龙先生是一位老兵，我们有两个“接触缘”，一是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接受印地语培训，按照这里的习惯，他可以被称为“老学长”。二是我们先后都驻防过卓拉哨所，按照我曾经服务过的老东家的传统，他也可以被称为“老班长”。 </p><p>1969年，国家基于边防需要，在几所有条件的大学的特色语言专业开设了边防外语人才班，培训的主要对象是承担一线边防任务的军人。北京大学在1970年承担了类似任务，相比其他高校或语种，原成都军区委托的印地语班在全国独具特色，因为北大东语系的大师和成就尽管在世界范围内都影响巨大，但本科生招生却时断时续。1970年开始，军队师资班和学员班是北大印地语专业主要生源之一，这也间接缔造了当下我国印地语研究的一个特别现象，全国不少知名印地语专家学者的研究生涯的开启于这些师资班或学员班，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关联语言专业更是如此。1979年前，因为一些敏感原因，师资班和学员班时有时无。1980年后，随着高等教育秩序正常化，军队师资班和学员班开始减少，北京大学东语系开始接受委托培训，将一些特殊岗位的语言培训改为插班学习。1997年，我被选送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接受岗位语言学习，2001年，卓拉哨所成为我第一个见习服务点。2023年，原来在北京大学接受过印地语培训的老学长，组织大家将这段珍贵的西部边防历史整理出来，编纂成书，以成为我国边防工作、甚至特色语言学领域拓展的资料。鉴于与诸多学长相比处在适合跑腿的年龄，遂欣然领受了联系任务，但后期因为涉及保密和纪律，这一工作也断断续续。不过，因为这项任务，我与很多老学长、老班长建立了联系，海龙先生就是其中最热情的一位。 </p><p>在海龙老班长分享这本书内容之前，我已经有幸阅读过他写的很多燕园记事、藏边纪实，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关于卓拉哨所的文字。读到他写的边境喊话、哨所广播，甚至高原的咸菜疙瘩，都仿佛重新洗涤了很多久远的记忆。在没有看他的文字之前，感觉那些时间是粗粝的，甚至是痛苦的。2001年，我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管委会报到后，很快被派到卓拉哨所进行第一期边防语言工作见习。今天回头看，我始终在抗拒中奇迹般地通过了各类语言和残酷一线专业技能考核，但这些与文学格格不入的冰冷的培训，居然在最初几年里始终没有磨蚀掉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以至于训练结束被派遣前，组织询问个人去往一线的特殊需求，我没有提出任何工作或个人保障条件，只是请求继续保留我的中学学籍，以备我在服务期结束后继续回到中学考取理想大学的中文系。同时，在不通铁路的情况下，要求组织将我的1000多本文学书籍包括杂志空运到西藏。2001年9月，送我的车辆在离扎什伦布寺还有9公里外的路上抛锚了。没有电话，无人救援，修车的战士也无可奈何，在那个依旧炙热的黄昏，我一个人花了4个多小时将两帆布袋书分段背进了扎什伦布。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黄昏的余晖，温软地铺在扎寺旧晒佛台上，我在管委会领了一个煤油炉子，搬进了一间不足10平米的泥坯小屋，第四天，被通知到卓拉哨所开始见习。 </p><p>对于一个渗透了文字理想，又被强行灌注了完全不相契的技能的年轻人，哨所的生活似乎与我格格不入。在高原太久，感觉时间多余的甚至可以在你身上肆意流淌。卓拉山的秋天没有草，似乎只有石头在胡乱的生长，某一个早晨醒来，你会发现石头的阵型和昨天有些不同，这里多了一块，那里的一块恍若比以往大了。在那里，偶然发现的苍蝇大都朝生暮死，尽管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有几小时或一两天的短暂生命，但努力地在战士巡逻时取暖用的牛粪罐头炉里保护它的生命。有一次，夕阳快要下山，远近山脉的巨大的剪影让人感觉世界瞬间暗淡下来，哨所成了一个孤独的点，我手抚一个苍蝇居住的玻璃炉，感觉自己像一座不眠的石雕，一种不一样的脉动突然袭遍全身，周围没有声音，准备换班的士兵都已入睡，牦牛的咀嚼声听起来玄秘而诡异。在那一刻知道，我像忽然被惊醒，冷静地知道很多事物已经与我飞速远离，包括文学，包括对一种理想的生活的憧憬。在那块地老天荒的石头上坐了一夜后，我学会了服从，尽管不是现役人员，我也开始接受了那些刻在墙上的“坚守”“誓死守边”“威震云海”的各种宣言。在服务期满后，去了一所法科大学读了一个冰冷的专业，走一条与以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路。 </p><p>之所以回顾这些，是因为海龙老班长让我感恩。短暂离开西藏求学，以及再次回到西藏，我在那片土地上实际生活了13个春秋。往常，我尽量少地回顾藏边几年，很多记忆都驻留在一个被截止的意象：去时眼里星点纯净，归时满目沧桑，仿佛有一种力量将本该拥有的光阴从身体的毛孔里筛除，又冲洗得干干净净，以至于那时二十多岁的我，看起来像一个经历暴晒和脱水后的向日葵杆子，扭曲而孤立无援。除了一些表格上所谓的“资历”，我也不愿回想那些时间和时间里流淌的细碎的人与事，直到读到他的文字——粗粝的干菜、漫长的信件、云中的哨所、危险的五道梁，以及那些长眠在战斗和生活中的人，在他的笔下，都是鲜活的、被惦记和热爱的，特别是他记述的后勤人员从亚东运送《西藏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牙膏等珍贵的日用品的事，生生地唤醒了我对曾经最喜欢的一头白牦牛的记忆，那是一头服役7年以上，数千次地巡逻在陡峭悬崖上的从不抱怨的战士。2001年的冬天，它带着小队几日用的炒米，我准备的在巡逻期间朗读《散文诗》杂志，从近锡金的一段悬崖边掉了下去，那声凄厉的哞叫至今被坚硬地埋在心底最深处。回到内地的最初几年，我常在半夜被那声哞叫惊醒。读海龙先生记述的雪域高原的事，让我明白我一直为最早的念头对抗记忆，把缺乏风景的回忆都狠狠抹除，事实上，抹除的正是那最美好的部分。 </p><p>前段时间，海龙老班长让我为他的人生节录文字写个序，深觉正是他启发了我，让我学会了宽容和理解，尽管基于工作要求，不应该回溯很多过往的时间，从工作出发，我也不应该去写一些序言一类的文字，但似乎我又必须写点什么，遂要求他请一位更有资格的作者写序，由我附骥些浅薄的文字以记录我们共同的空间和岁月。 </p><p>高原的可怕在于让人对死亡的畏惧慢慢磨蚀、消失，但高原的力量也在这里，那些所有的夜晚，在卓绝的山巅，月落星河，我们在那些死寂的安静里，站岗、战斗，努力说服自己像一个勇敢的战士，捍卫身后的人群和物事，每一个这里走出去的军人或服务者的经历如同山巅的落雪，没有声音却自如地飘舞、积累，何况海龙先生来自伊尹故里，从黄河到雪域高原，渗透在他的生命中的一滴水，落在他的岁月中的一片雪,也许不能全部看见，但如果有趣，就应该被记录，也值得阅读。 </p><p>（杨永纯，佛学研究博士、法学博士，国家相关单位涉藏法律实务工作人员。）</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