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英国骚乱暴露网络自组织行动风险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英国最近发生了十余年来最严重的骚乱。由一起社会治安事件演变成大规模暴力骚乱，舆论普遍认为，社交媒体上肆意传播的谣言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英国骚乱事件暴露出网络自组织行动可能存在的社会安全风险，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 </p><p>从整个过程来看，英国这场骚乱出现了诸多突出特点。首先是跨平台的协同与线上线下的联动趋势明显，尤其是在Telegram和X（原推特）上，不少极右翼博主和网红煽动暴力并组织抗议。其次是非集中式的组织，虽然极右翼群体表现突出，但目前来看并没有组织主导。再次是跨地区扩散，骚乱迅速蔓延到英国其他城市，表现出高度的传播性和协同性。最后从参与主体来看，不仅是极右翼分子，一些普通市民也因误导性信息加入了骚乱。 </p><p>从这些特点来看，这场骚乱是一种典型的网络自组织行动。依赖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平台，英国的部分极右翼分子和普通民众通过线上平台自发聚集，形成临时性的行动群体。这种自发性和去中心化特征，正是网络自组织行动的典型表现。 </p><p>这种网络自组织行动的参与主体，具有高度的多样性与分散性。例如，在英国这场骚乱中，极右翼分子、部分普通民众以及受到情绪煽动的网民构成骚乱主体，他们没有明确的层级关系或组织框架，而是通过共享的情绪或认知框架暂时形成联结。这种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自发性，使行动能够在广泛的人群中迅速扩散。另外，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者，参与者主要通过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和煽动性内容激发情绪与行动，助推骚乱在短时间内进行跨地区扩散。 </p><p>这种网络自组织行动的行动方式则依赖于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的传播效应，通过即时通信和社交媒体迅速聚集参与者并统一行动。这种行动方式的特点是即兴性和分散性，行动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组织起来，并在多个地区同时或接力展开。这就加剧了执法部门的应对难度。 </p><p>尽管这场骚乱本质上属于无组织的行动，但一些网红仍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利用庞大的粉丝基础和平台影响力，迅速传播煽动性言论，将原本局限于局部的愤怒情绪扩散至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这些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激化了受众的愤怒情绪，并为骚乱提供了信息基础，使得更多人参与到抗议和暴力行动中。例如，在X平台上，“捍卫英国联盟”创始人、极右翼活动人士汤米·罗宾逊在塞浦路斯度假时还向近百万粉丝发布了煽动性信息。 </p><p>不仅如此，一些网红通过发布抗议信息和集会号召，事实上发挥了临时组织的作用。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广泛性，呼吁追随者在特定地点和时间进行抗议，甚至直接煽动进行暴力行动。这些煽动往往被快速响应，形成连锁反应，加剧了骚乱的规模和强度。例如，X平台上一个名为“西蒙勋爵”的账号就被视为最早公开煽动进行全国抗议的人。 </p><p>此外，部分网红还充当了情绪共鸣的放大器。他们通过不断重复和强化某些符号性事件与敌对叙事，增强追随者的情感共鸣，使得原本松散的个体形成一个具有强烈行动力的愤怒共同体。这种情感共鸣不仅激发了参与者的行动意愿，也增强了骚乱行动的持续性和扩散性。 </p><p>总之，这场骚乱反映出英国社会极化与排外情绪的滋长，在与网络结合后所滋生的严峻的社会安全风险。近年来，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极右翼思潮抬头，排外、民族主义等极端思想在部分群体中获得认同。此次事件中，极右翼群体利用虚假信息煽动反移民情绪，导致暴力事件的发生，反映出极端思潮在迅速扩大自己的市场。此外，不满情绪政治化的问题也愈加突出。部分英国民众对经济困难、就业压力和社会变革的不满情绪被极右翼团体政治化，转化为对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敌视，成为网络自组织行动被策动的导火索。这类行动具有高度的不可控性和迅速扩散的能力，而且缺乏明确的领导和责任机制，极可能会加剧群体对立，威胁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安全。（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