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达卿：美对华供应链遏制出现新苗头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发布行政命令，正式确认成立“白宫供应链韧性委员会”，并对其工作具体化，包括每4年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进行一次供应链审查，审查应涉及监控供应链的现有流程和相关数据等。美国对华供应链遏制出现新苗头，进一步向制度化演进。 </p><p>当前，供应链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的高级竞争形态，更是大国经济的高级竞争形态。对后发的中国来说，供应链竞争则充满了新课题、新挑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的过程。中国像一个谦虚的新生，按照全球供应链分工和规则不断调试自己，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p><p>供应链“重效率”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这期间，中国仍处于“短缺经济”时期，多数工业品供不应求。我们从国外引进大量设备和技术，甚至包括被西方淘汰的生产设备。短缺经济下“中国制造”的供应链，难以顾及质量、成本、安全。 </p><p>供应链“重质量”阶段，从2001年到2012年期间。随着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制造”效率有了，但质量及知识产权问题在海外市场的指责声浪渐起，不提质就面临污名化，甚至被踢出美欧市场，这倒逼中国企业把效率和质量并重，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但到2010年中国GDP首次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大象已不能藏在大树后了，不过我们从未想过威胁谁的安全，也缺乏对自身供应链安全和成本的足够重视，仍以提质增效为重。 </p><p>供应链“重降本”阶段，从2012年至今，中国供应链除提质增效外，讲得较多的是降成本，我们虽然效率和质量都有了，但成本代价偏高，尤其是社会物流成本。“降低物流成本”首次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物流业降本增效专项行动方案（2016—2018年）的通知》，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当然，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首次对我国供应链创新发展作出部署，并提出“提高全球供应链安全水平”，但以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为主，重心仍在效率和质量，供应链安全仍未被放到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p><p>但从2012年以来，面对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似乎难以适应，更趋于把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发展与安全的威胁者，而不是提质增效降本的贡献者。“中国制造”的效率越高、品质越高、价格越优，就越被他们视为威胁，由此，中国全球供应链体系上的主要矛盾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转为安全的矛盾。2012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了美国首份全球供应链安全顶层战略——《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要求“各部门机构由国土安全和反恐部门协助总统领导，在本战略发布后的一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实施情况报告”。 </p><p>这意味着从2012年开始，全球供应链安全就已上升为美国总统亲抓的一项工作。而在2012年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正是今日的总统拜登。2021年年初拜登上台伊始就发布总统令，要求开展“百日供应链审查”，这无疑是接续推进2012年《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的既定战略路线。这位从冷战中走出来的美国总统，似乎很难走出冷战思维，从2021年出台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编造以中国新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等世纪谎言，试图打压中国新疆供应链，到2023年拜登政府牵头日本、印度等印太国家推出排华的“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如此种种举措足见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已经从2012年的战略布局阶段，向制度化方向演进。 </p><p>今年5月15日，由美国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促进韧性供应链法案”在众议院通过。随后，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对该法案审议，也高票通过。预计该法案也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只待拜登签署正式成法。该法案更着眼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供应链的领跑发展，提出该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布莱克本称，“‘促进韧性供应链法案’利用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来预测和减轻供应链冲击，确保技术处于国家供应链战略的最前沿”。 </p><p>面对美国持续推进对华制度化“脱钩”遏制，并加快向智慧供应链迈进，中国也需要加快构建自身的供应链促进与安全法规了。（作者是《现代物流报》社长，著有《供应链为王》） </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