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敏：硅谷“爱国投资”背后是逐利逻辑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硅谷投向美国国防技术研发领域的资金近段时间激增。有美国媒体将此渲染为硅谷兴起“爱国风潮”，称曾帮助脸书、谷歌等起步的投资公司正在支持初创企业开发战场软件、军用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潜水艇等，还说硅谷风投人士改变原来对中国市场的倚重和偏好，转而将为美国及其盟友研发更好的国防技术视为巨大商机。那么，这股所谓的风潮究竟是美国一些媒体及政客宣称的“爱国投资”，还是迫于压力权衡利弊后的无奈选择？我们或许可从下列原因和逻辑中找到答案。</p><p>首先，美国限制对华科技投资是根本原因之一。除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限制美企投资中国先进制程的芯片产业，2023年5月美国众议院还提出一份“国家关键能力防御法案”，其中建议设立新的跨部门协调和执法机构，以审查与美国有关的公司向中国等“敌对”国家的投资，尤其是涉及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转让的高科技投资。在《芯片与科学法》实施一年后，2023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又签署《关于解决美国在特定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命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公司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p><p>这一新规出台意味着美国正式启动审查美资对华投资的风向已定，尤其是在对华科技投资领域进行“脱钩断链”，极大限制了资本跨境流动，对美国企业特别是技术和资金集中的硅谷企业的投资决策造成巨大束缚。在这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的高压下，硅谷投资不得不生硬地转向美国国家安全领域，这也令外界质疑这波所谓“爱国投资”的持久力和真实意愿。</p><p>其次，美国穷兵黩武的本性激发军事投资动力。美国在240多年的建国史中只有16年没打过仗，美国从国家到资本层面长期大发“战争财”的做法也是由来已久。在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递刀浇油”提供大批武器。拜登去年10月在讲话中直言不讳，称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是精明投资”，将让美国长期享受“安全红利”，提供军援将使美国武器库“除旧去新”，进而让美国军工企业从中渔利。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作为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最大武器提供方，武器出口量过去5年内增加了17%，继续成为世界头号武器出口国，在全球出口量中占比达到42%。</p><p>根据《2024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美国2024财年各类军费开支高达8860亿美元，较2023财年增加近300亿，数额再创历史新高。而历史上硅谷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由美国政府和相关军工项目投资推动的，硅谷取得的成就也是部分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大量政府投资基础之上——从太空竞赛时代的国防合同到大学研究基金，为硅谷好几代初创企业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p><p>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美国不断挑动危机、怂恿冲突甚至制造战争，借机大发横财进而巩固霸权的一幕又在上演，其穷兵黩武的本性和屡创新高的国防开支正刺激着硅谷资本投向国防领域。那些靠渲染“中国威胁”、鼓动中美对抗换取军方大单的美国国防承包商，更是容易做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发财梦。</p><p>第三，资本逐利的本质是硅谷资本转向的底层逻辑。就连渲染硅谷兴起所谓“爱国投资”风潮的美国媒体也承认，硅谷企业不会仅仅因为某件事情是“爱国的”就进行投资。投资者对国防领域投资感兴趣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可以从中获得丰厚回报。换而言之，逐利本性是硅谷投资转向的底层逻辑。因为美国国防合同能够带来巨额利润，硅谷企业才将投资和发展重点与美国国家战略、产业政策和重点领域进行对标。</p><p>圣克拉拉山谷和帕洛阿尔托的车库见证了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历程。这里的行业人士以及更广泛层面的理性观察家们都已开始担忧，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投资层层加码的限制将使美国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科技伙伴关系，而且中国自身并不缺乏人才和资本等要素。美国媒体和一些政客现在炒作硅谷兴起所谓“爱国投资”风潮，实际上是自导自演一出自我感动的戏码，同时强行给投资国防的资本和科技企业都发一朵“小红花”。至于硅谷资本是否愿意戴上，他们并不在意，这番操作甚至本来就具有道德绑架的意味。美国技术史专家玛格丽特·奥马拉的著作《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或许更加真实地描述了硅谷企业的心态——“虽然政治在美国社会中无处不在，但硅谷的人们却显得尤其令人安心地与政治毫无瓜葛。他们的政治就是一种努力工作、创造伟大技术、顺便赚许多钱的意识形态。他们几乎都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只忠诚于使他们来到这里的行业，而且格外不受当地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作者是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