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列：极端天气频现，气候治理应形成系统观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近年来，全球的极端天气频发。4月以来，创纪录的热浪席卷东南亚，泰国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印度新德里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7.4℃，缅甸中部的一个省气温更是一度高达48.2℃。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全球刚刚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4月”。而在国内，5月18日广西发生雨强破纪录的特大暴雨，钦州钦南龙门港整点1小时雨量达189.6毫米，广西的滑动60分钟雨量甚至超过了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无独有偶，地球另一边的意大利米兰受到170年以来的最大暴雨袭击，意大利北部地区近3个月降雨量已超过往年一整年。</p><p>此前，世界气象组织（WMO）在《2023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中指出，2023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温室气体水平、地表温度、海平面等方面的纪录相继被打破，热浪、洪水、干旱、野火让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陷入困境，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澳大利亚一项研究显示，1990年至2019年，全球与热浪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平均每年约为15.3万人。而另一项研究指出，2023年夏季北纬30度至90度之间陆地的气温已比过去2000年来最冷的夏季（公元536年）高出3.9℃。研究者预计，未来的气温可能会更加极端。</p><p>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极为复杂。上至地球运行、太阳辐射，中到地壳位移、大气环流、洋流变化以及地震、火山喷发自然现象等，下至人类的生产活动等，都可能对地球表层的气候产生影响。当站在星际水平上尝试理解气候变化，会发现冰川的凝与融、海平面的升与降等，都是受一个更宏观的系统决定的，包括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在内，有其自发运行的自然规律与发展趋势。有研究发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在约5100万年前达到约1600ppm的峰值，而WMO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1400万年以来的新高，也“仅为”417.9±0.2 ppm。在地球自然与宇宙演化的进程中，人类的历史还算不上零头。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常常让我们忘记自己的渺小，忽略了自然因素对气候实质上的决定性作用。</p><p>然而我们就要因此放弃应对，把一切交给“天命”、顺其自然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虽然把全球升温完全归结于碳排放是一种认知偏差，但从人类活动情况来看，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气候变化，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使下垫面（与大气下层直接接触的地球表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类经济活动对地球表层的大规模改变和碳排放量增加，当积累到一定阶段、突破了某个临界点后就可能导致地区气候极端化。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区气候系统间有着潜在关联，不可预见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大气环流异常、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野火突发等，可能既是气候平衡被打破的极端结果，也是下一场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的诱因。再加上一些人类尚未摸清的因素以及在气候应对中的种种未尽之处，致使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酿成灾祸。</p><p>时至今日，气候问题早已从自然问题演变成全球性政治、经济问题，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到中美气候合作、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等国际机制，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温室气体领域。而在温室气体之外，国际气候合作也应增强系统意识，将眼光放远，提高对诸如地轴偏转、太阳磁暴、周期性小冰期变化、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等自然现象及其影响的关注度，从宏观、系统性的层面制定更全面更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策略。</p><p>而在社会建设层面，面对愈发频繁的极端天气影响，在持续推进气候行动的同时，各国也要积极研究极端天气及衍生灾害的发生规律与影响，着力打造绿色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构建符合“生态位”的智慧城市和秀美乡村，在农业生产、城镇升级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保持“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衡，提高社会应对的韧性。同时，各国也应不断加强监测预警、抢险救援、灾后恢复等防灾减灾救灾方面的能力建设，完善应急机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完善机制，让气候治理走上系统性的轨道。（作者是湖州师范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