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 安娜•马林博格-乌伊：回到谈判桌前才是菲方明智选择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在菲律宾方面持续否认与中方达成仁爱礁运补“新模式”的情况下，一份中菲双方就此展开磋商的通话记录通过外媒披露出来，其中记录了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阿尔贝托·卡洛斯与中方外交官围绕“新模式”或“1+1”模式进行讨论的过程。达成运补“新模式”的总体目标是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笔者认为，这原本是双方防止事态升级、开辟外交渠道以使南海局势更趋和平稳定的审慎举措。但现在菲方被指仅在今年2月2日运补中实施1次之后便将“新模式”抛弃。</p><p>被披露出来的通话记录显示，卡洛斯当时向中国外交官表示，双方商讨的“新模式”得到菲方更高级别官员批准，包括菲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以及国家安全顾问阿尼奥。正是在这种“新模式”下，菲武装部队发言人今年2月2日在其脸书账户上分享了一项“重要进展”，即对“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成功实施了一次补给行动。这在当时来看无疑是一种积极并令人感到乐观的事态发展。但在随后几周里，紧张局势重新抬头，两国本已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复杂化，尤其是在南海争端方面。菲律宾方面回过头来否认存在这样一种“新模式”，并称相关通话记录可能是通过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合成的。随着菲方发出中国外交官违反菲律宾《反窃听法》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指控，相关争议进一步升级。</p><p>就此而言，“新模式”在效果上表现出了“薛定谔的猫”实验所隐喻的那种不确定性。南海争议水域的地缘政治复杂性，包括美国和其他个别东南亚国家的介入，又在加剧这种不确定性。结果就是像“薛定谔的猫”实验中猫的命运与放射性原子的量子态纠缠在一起，仁爱礁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南海争端与相关各方的地缘政治利益、战略盘算以及外交手腕等纠缠在一起。</p><p>在有关“新模式”磋商的通话记录被披露后，菲律宾方面的反应是脱节的，事件所涉及的官员似乎处于慌乱状态。他们以迅速否认为特征的反应，暴露出了某种程度的焦虑。其中的不一致之处尤其令人感到困惑：一方面，对中国外交官进行所谓“窃听”的指控，意味着承认录音的存在或通话记录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包括菲律宾武装部队高官在内的其他菲方官员又坚称这份通话记录“完全是假的”。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p><p>另外，对海军中将卡洛斯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更深入的检视至关重要。分析通话记录的内容可以发现，卡洛斯更多地是在充当渠道或中间人，而不是一个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权威人士。通话记录显示，在就“新模式”达成协议之前，相关方之间一直都在进行谈判。这凸显了外交谈判的复杂性以及个人在其中扮演的微妙角色。</p><p>在代表菲政府与中方围绕仁爱礁运补“新模式”展开磋商的细节被披露后，卡洛斯一开始“被宣布”因个人原因休假，接着又于18日被免去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一职。尽管菲武装部队称卡洛斯被替换“与争议性事件无关”，但仍不可避免地引起朝着这个方向的诸多猜测。这些猜测引发外界对于菲方决策过程的公正性和完整性的严重关切，因为正如通话记录所显示的那样，卡洛斯只是在按照菲军方指挥系统中上级的指示履行其作为谈判代表或信使的职责。现在这种情况一方面损害了卡洛斯作为一名军官的声誉和操守，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菲律宾现政府内部更广泛层面的责任归属与透明度问题。在这场事件中，卡洛斯似乎成了“替罪羊”，以保护他人免受审查。让菲律宾人民意识到这些行为的潜在影响，并争取在应对这些争议性问题过程中保持更大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确实至关重要。</p><p>需要指出的是，指责中方违反菲律宾《反窃听法》或干涉菲律宾内政是徒劳的。保留通话记录和录音属于常规做法，尤其是在政府间就敏感问题进行高层外交谈判时。这些记录有多种用途，比如历史存档、确保责任归属和透明度以及便于双方决策等。</p><p>为了有效解决菲中双方之间的争端，菲律宾方面的明智做法是相关政府官员避免继续发表挑衅性言论，应该回到谈判桌前，与中方进行建设性对话。“打嘴仗”只会加剧局势紧张，导致外交和政治摩擦升级。优先考虑外交沟通仍是双方寻求达成解决方案的最审慎途径。</p><p>不要忘记，相互信任、良好信誉以及信守协议等都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遵循，它们在维护稳定、促进合作、解决争端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信任能够得以培育和维护，它将成为建立更加强大、更具韧性国际伙伴关系的基石。</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