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目光短浅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5月14日，美国宣布将大幅提高电动汽车、半导体、光伏电池等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几乎是同一天，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可以预见，这种看似矛盾的大国博弈，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它本质上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面临发展的结构性挑战，在与以中国为主的其他国家进行国际经贸博弈时、无视规则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刻剖析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对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科学的前瞻，做到有效应对，是中国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 </p><p>正如笔者去年年底撰文指出的，2024年美国经济的最大政策掣肘是国际地缘政治，也就是面临具有持久战风险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互联网时代的美国，“选票经济学”主导政坛：2024是美国的大选之年，民主党连任的最大负面因素，是国内顽固的通货膨胀、不断破纪录的联邦政府负债，却依然要投入巨资维持“欧亚地缘破碎带”的局部冲突。 </p><p>换言之，美国经济领域的职业官僚们，当然懂得平衡发展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可惜短期的选票拉扯让2024年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利益大幅度让利于短期利益。反映在中美经贸领域，美国当然需要发挥其硅谷的科创优势，挖掘中国这个巨大潜在市场，但是为了选票，民主党又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最终结果是把中国从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潜在合作者，“逼迫”成实际的竞争者。这个故事已经发生在半导体领域。 </p><p>更加严重的是，美国国内的通胀率依然顽固，3%以上的同比数据到2024年年底前恐怕都很难下降，达不到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在通胀结构上，美国国内的通胀已经从疫情期间以能源、国际供应链等为特征的输入型通胀，转为以房租、工资等为特征的内生性通胀。实践证明，美联储加息幅度虽然够了，但已经晚了，通胀的顽固显然超过了美联储的预期。因此，从专业投资者角度分析，美国其实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对于“中国制造”、包括转口贸易的进口政策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让美国国内的工业制造品价格得到了控制，大大减轻了美联储的加息压力。 </p><p>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前瞻可以发现，其“格外强硬”的对华经贸政策多少有些底气不足。一方面，半导体领域的惨烈博弈表明，刻意打压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突破，最终回旋镖还是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只有保持最新技术前沿正常的沟通，如人工智能、节能减排等，才能维持华尔街风险投资和硅谷科技成果转化的美国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战争提升全球地缘政治风险、迫使全球资本回流、系统性引发区域经济危机的套路，效率已经大大降低。联邦政府债务风险的集聚和通胀的顽固，都让美国经济不堪重负。通俗地说，俄乌冲突、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美国这个“买卖”最初是赚钱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变成了赔本生意。 </p><p>另一个最近被不少财经媒体频繁报道的，所谓“美元周期冲击亚洲货币”，是美元一极化的全球货币体系思维在作祟。诚然，日本和韩国的资本外溢，造成本国货币贬值、普通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但是，日韩的经济特征并不能代表亚洲的货币，特别是不能代表东南亚国家货币的经济基本面。 </p><p>明眼人都明白，日本和韩国的货币贬值、日韩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除了美元加息因素，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出口减少、贸易顺差大幅减少，甚至出现对华贸易逆差。这些当然都不是纯经济因素，而是日韩不管是主动抑或被动追随美国对华限制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限制对华投资等举动，导致它们错过了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步获得超额收益的时间窗口。 </p><p>反观东南亚各国，如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的货币，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兑美元的汇率并没有出现像阿根廷、埃及、土耳其等国货币类似的剧烈贬值，根本原因有二。一是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些东南亚国家普遍对房地产泡沫、对美元周期的国际资本流动采取了整体审慎的宏观政策；二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域经贸合作升级，印尼崭新的高速铁路、泰国快速转型的电动汽车产业、老挝前所未有的物流效率等，都是这些国家货币含金量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宝贵的外部机遇。（作者是中证焦桐基金总顾问） </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