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刚：日本外交“军事成分”为何骤增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以日本防卫大臣木原稔前往夏威夷与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国防长开展一系列双多边会谈为最新动向，日本政府近期外交活动中的“军事”成分明显提升，甚至外务大臣上川阳子顺访斯里兰卡期间都不忘在海洋问题上做文章，明显意有所指地承诺要帮斯里兰卡提升“海洋调查能力”等。与过去日本外交更多侧重经济外交相比，岸田执政以来的日本明显越来越突出军事外交了。不断强化对美军事同盟并在不久前宣布将对《日美安保条约》进行“60年来最大规模升级”，与澳大利亚和英国分别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与菲律宾签署该协定据称也进入倒计时，放风愿意接纳北约在东京设立办事处，拟参加奥库斯（AUKUS）联盟“第二支柱”相关项目，在美日韩以及美日澳菲等多边层面拓展多边准军事同盟关系等，日本日益加大军事外交的趋势从中可窥一斑。 </p><p>虽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多有鼓噪，但在战后以来大部分时间，日本总体能够奉行以“专守防卫”为底线的和平发展路径，外交多侧重于服务经贸发展。但为何近年来日本逐渐加快军事外交步伐，相关转变又将带来何种影响？ </p><p>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强化军事外交并非心血来潮，其中有着内外交织的一系列战略盘算。 </p><p>首先，摆脱战后束缚的冲动从暗潮涌动发展到毫不掩饰。二战结束到冷战时期，日本推行依靠美国军事保护的“吉田主义”，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也留下政治影响力难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不甘。进入后冷战时期，日本一些内阁加大摆脱战后束缚的所谓“国家正常化”步伐，潜藏在保守意识下的军事大国冲动日趋膨胀，安倍第二任期内更是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出台堪称与战后束缚告别的所谓“和平安全法制”，针对周边事态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岸田内阁很大程度上继承安倍外交和安保遗产，不仅修改“安保战略三文件”，增加构筑“反击能力”的进攻性条款，还将外交重心逐渐转向旨在提升实战能力和军事威慑力的军事外交。 </p><p>其次，外部环境被日本政府视为“难得的契机”并大加渲染利用。日本近年来的《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不断将日益复杂的地缘环境变化说成是对日本的“安全威胁”。美国带头搅动南海、台海局势乃至持续演进中的俄乌冲突等都成为日本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扩军备战的借口，日本趁机与盟友及准盟友加大军事安保合作，并一步步地突破禁区，对外输出军需装备并向一些中小国家提供所谓“安保能力”。同时，加大军事外交也为日本加快使自卫队军队化的修宪带来更多“想象”，岸田近日还在强调希望在自民党总裁任期内实现修宪。 </p><p>再者，在外交上实现经济和军事“双轮驱动”意图明显。在由以往更加注重实利的经济外交向军事外交倾斜过程中，日本并没放弃多年经济外交积淀下来的优势，而是试图塑造以经济外交服务军事外交、在军事外交中融入经济成分的双轮策略。从“政府开发援助”（ODA）向“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框架变轨，越来越多地给科技专利、数字技术等打上“经济安保”标签，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军备竞赛领域，都凸显了日本外交的这种双轮策略。 </p><p>不过，日本从侧重经济外交转向经济和军事外交双轮驱动，并且为此想方设法补齐阻碍开展军事外交的“短板”，不仅使日本和平发展道路面临更大变数，也将给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局势带来更多危险。 </p><p>其一，使日本“和平国家”形象进一步褪色。战后日本在走和平发展道路方面获得一定辨识度，但在外交中掺杂越来越多遏制性的军事谋划，将让日本这些年来本已受损的国家形象进一步负面化，战后以来的“和平国家”印记也将随风逝去。 </p><p>其二，给地区洒下更多军备竞赛的催化剂。日本当下的军事外交具有明显的选边性、针对性和遏制性，配合这种外交动向的军备增强和输出也日益常态化，但这不仅会限制甚至冲击日本外交曾经获得的协调性及灵活性，还将加剧区域内本已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尤其容易导致军备竞赛加剧。（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