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培松：美国会议员“辞职潮”说明了什么？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不久前，美国对华鹰派人物，在国会众议院担任“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迈克·加拉格尔在任期结束前辞去国会职务，并于4月19日离开众议院。而在此之前，本届国会已有6名共和党众议员选择提前结束任期，并且不再担任其他公职。 </p><p>《华盛顿邮报》对此评论道，过去40年从未有过这么多众议员这么干。这一“提前离职潮”揭示了美国共和党内部分裂的严重程度，他们对国会现状的不满。而且，离任会进一步削弱共和党在众议院本已优势微弱的多数党地位。 </p><p>对于上述消息，笔者感到困惑。在美国政治场域，“两党对立，党内有派”是其体制的固有特征。对于那些专业从政者来说，应对内部纷争是常态性事务。党派、种族、阶层甚至联邦与部分州之间的分裂早已相当严重。这么多议员辞职，并与政治生活切断联系而游离于其外的原因，恐怕不只是“共和党内部分裂”那么简单。笔者的感觉是，他们肯定有离职时不便明说的理由。 </p><p>近几年在西方媒体中，诸如“美国正在衰落”“美国主导世界的能力已经丧失”之类的言论越来越多。随着美国灯塔渐失光彩，许多人感到美国的政治领域已经是一个远见消失的地带。最近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长期在美国任教的安耶洛斯·哈尼奥蒂斯在接受德国《世界报》访谈时说，“历史告诉我们，像美国这样试图集世界大国、多元文化社会和民主于一身的国家，不会长久”。他的表述，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甚至指出“美国也许现在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若干个国家——至少从社会能力上来看是这样”。联邦议员身处美国政治前沿，对于美国的实际状况可能会比学者感受得更为深切。疏离政治，是他们对美国政治丧失信心的结果。 </p><p>美国的宪政秩序在两百多年里基本没有改变，其政治文化根本上的保守性质，决定了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抛弃旧体制。时间过得越久，美国政治的僵化控制反而越强。换言之，它已显现出衰老的特征。 </p><p>从1976年吉米·卡特自称是“追求变革的领导人”开始，里根、奥巴马以及特朗普的竞选活动都以宣示变革承诺为主题，但执政后谁都无法真正改变美国。2024年的大选，人们即将目睹一位总统与前总统的第二次对决，就是美国民主失去自我更新能力的明证。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他们俩，但却只能从中做出选择。 </p><p>曾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担任首席翻译的傅立民说，“事实证明大约持续了50年的美国世纪结束了，欧洲—大西洋全球霸主地位的500年也结束了”。所以在美国政治阶层中，既不满整个国家，对那些寻求领导这个国家的政党心存不满的人也并不在少数。辞职的联邦众议员或许就是这类人。 </p><p>对华采取强硬立场，是眼下少数获得美国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支持的政策之一。加拉格尔在“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时，因能与民主党人顺利合作而被视作共和党的后起之秀。笔者认为，他的辞职可能与其负责“与中国的斗争”有关，当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之后，就会认识到美中斗争没有赢家。 </p><p>中国模式不是今天才有的，它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明传承中。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关键时刻愈发团结。在灾难或危机降临时，中国人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弃之不顾。在任何时候政府和民众都表现出精诚的团结。美国要看到中国垮掉，没有可能性。像“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这样的机构需要研究中国，它们不仅会向政治学者也会向文化学者了解中国。越接近核心问题，其意气消沉的感觉就会越重：中国的治理没有意识形态烙印，能随需求不断更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自由主义经济更为高效；中国模式不会被美国倡导的政治经济架构所取代。美国众议院推动的反华法案，无法阻碍中国的进步。笔者认为，加拉格尔离开众议院，是不愿意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美国政治继续捆绑在一起。加拉格尔在接受采访时说，辞职后他将加入私营部门，但仍致力于恢复美国的威慑力，“防止与中国发生战争”。从他逐渐削弱的鹰派姿态上，可以看到他认识的变化。 </p><p>我们不能排除还会有其他议员选择脱离“有毒”的美国国会。去年，众议院8个强硬派共和党议员可以不顾本党210名议员的反对，迫使时任议长凯文·麦卡锡下台。在参议院，一名参议员在几个月里阻止了许多美军高级军官的任命。这可能是民主理论家和民主体制的设计者怎么也不会想到的问题。国会——这个美国政治的关键机构已呈现出失灵的状态。 </p><p>现在的美国，选择政治的观念已被身份政治所取代。疏离政治就是让别人去决定国家的命运。无意参与，反映了对现存政治体系的幻灭和不信任。（作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