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豪：“星舰”有进展，中国航天就该反思？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美国SpaceX公司不久前对其新型运载火箭“星舰”进行了第三次试射，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飞船成功“热分离”，将飞船送入亚轨道，且成功进行了有效载荷舱门开关和推进剂在轨转移两项关键技术。尽管助推器与飞船并未按计划完成后续试验动作，但相较前两次，本次飞行已取得显著进展。 </p><p>作为当前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市场的“明星”，“星舰”的发射试验获得了国际关注，在中文互联网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一类观点颇为扎眼，即“中国航天和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SpaceX一家私人公司赢了全世界”“没有诞生SpaceX是中国航天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等。 </p><p>要讨论中美航天差距是否扩大，我们应当看一看中美航天技术差距最初有多大，几个节点就足以说明问题：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时，美国已于一年前完成了载人登月；1981年中国第一次实现一箭多星发射时，美国已于数月前完成了航天飞机的首飞，这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载系统；199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立时有14名航天员，而当时已有15名美国航天员在飞行或训练测试中献出了生命。你的卫星还没上天，人家已经从月球返回了，这是什么差距？今天我们手握长征五号，研制长征九号，美国在试验与长征九号同级别运力的“星舰”和太空发射系统（SLS），中美航天的差距难道比1970年、1981年、1998年还要大吗？相信更多人能够得出客观结论。 </p><p>从结果上看，SpaceX公司近年来在国际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中占据了大量份额，曾经辉煌的美国联合发射联盟、俄罗斯和欧空局每年的商业发射订单之和也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但是，这个市场从来不是一个拥有公平竞争精神的自由市场。中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曾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世界，斩获大量国际订单。但1999年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出炉，美国对卫星及元器件进行了严格的出口管制，哪怕卫星上有一颗美国螺丝钉，都不能交由中国火箭发射。尽管面临这样的恶劣环境，经过几十年发展，即使在SpaceX公司称霸市场的2022年，我们的长征火箭依然对其具备价格优势。 </p><p>试想如果没有封锁，中国航天能否依靠商业发射获得的更多经济收益而更快地进步？因为从总体上看，我们对于航天活动的投入，是审慎而克制的。同样地，试想如果国际发射市场上有中国航天作为竞争力量，SpaceX还能否形成今天近乎垄断的地位，还能否取得足够的利润说服融资，还能否顺利地进行高投入的迭代研发？ </p><p>就现实环境而言，美国可以站在世界领先的工业基础上开启航天事业，中国必须背负着外部的封锁，在几乎为零的科技基础上发展。而从“东方红一号”开始，我们打破枷锁，大踏步追赶世界领先水平，只用了50年，别人有的我们也有了，有的甚至比别人做得更好。上世纪80年代航天飞机红极一时，钱学森、王希季等中国老一辈科学家敏锐地捕捉到航天飞机存在的安全隐患，在论证中一言九鼎，让我们少走了一大段弯路。不论载人航天、探月深空、高分观测、北斗导航，我们都是分阶段分步骤完成，一旦有了目标、定了计划，就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定执行。 </p><p>更为重要的是，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我们从不因循守旧，而是敢为天下先：嫦娥二号绕月人造卫星拍下了威胁地球的图塔蒂斯小行星最清晰的照片；嫦娥四号探测器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高分四号是世界上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启了导航卫星的双向短报文通信时代……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中国航天几十年来取得巨大成绩及背后体制机制拥有的优越性吗？如果说有谁需要反思，那最该反思的应该是美国航天的决策机构和参众两院的政客们：为什么美国传统航天企业的发射成本一直降不下来？为什么本应超然于党争的航天国策近20年一直摇摆不定、左右两难？ </p><p>中方多次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为了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空间交流与合作。对于我们来说，全世界任何科学技术上的进步，都是令人欣喜的。笔者认为，在航天发展方面，中美也不应该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应与各国开展航天交流与合作，积极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是航天科研工作者） </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