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米亚”学说是什么，为什么反对它？

作者：段金生

2024-01-25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img data-alt="▲秦时期全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a62fb8359c1b4deeb9dc1d9994869b08.png?imageView2/2/w/750" />近年来，有西方学者提出“赞米亚”学说，用描述东南亚山区的地理学术语言，将中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说成是抗拒现代性而有意逃避国家统治的区域。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一书，以所谓“国家效应”的视角，虚构了一个包括东南亚及中国西南高山地带在内的地域概念——“赞米亚”（Zomia）。作者认为，在历史上，许多人主动选择逃离国家统治，使这些高山地带成为“非国家空间”。Zomia实际上是半藏缅语半拉丁化的组合词，“zo”是藏缅语中“山”的意思；“mi”是“人”的意思，它和汉语的“民、氓”都是同源词；ia则是拉丁语中的名词词尾，Zomia就是“山地人的区域”。事实上，中国西南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治理之下，华夏文明从未在这一区域式微或间断过。用建构的单一概念来框范这一区域，虽说“精心”，却与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发展的历史事实不符。早在先秦文献中，西南区域就已属“九州”之列。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派将领庄蹻率军通过黔中郡向西南征服夜郎国，直到今滇池一带。黔中郡后被秦一度攻占，前277年秦派蜀郡守张若再度攻取黔中郡和巫郡。翌年，楚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东部兵力收复黔中郡部分地区，重新立郡以对付秦国。因黔中郡的反复争夺，庄蹻归路不畅，便“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融入了当地民族中。2012年8至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处湘西南边陲的托口水电站库区大塘岭墓群该库区考古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抢救性发掘。此前湖南境内已发现的楚墓，最西只到同处怀化地区的洪江市黔城镇，距此次发掘的托口镇直线距离有20公里。虽然此次发掘点只是向西推进了20公里，但黔城镇位于沅水干流，而托口镇在沅水上游，且处于支流的位置上，意义更为特殊，为“庄蹻入滇”的真实性及其路径提供了证据。战国时期“庄蹻入滇”增进了内地与西南边地的文化交流。西汉在“西南夷”设置郡县，标志着中国的西南疆域已涵盖整个云贵高原。最近，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封泥、简牍，并发现大型建筑、道路的基址。其中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与封泥相互印证，表明西汉已对云南边疆行使治权。汉武帝建元初，番阳县令唐蒙至夜郎，劝说夜郎及其周边小邑接受汉派官员。唐蒙回报后，朝廷在此设了犍为郡并派工兵开通从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马相如也进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西南夷”。自此汉廷在那里设置了一个都尉，十个县，划归蜀郡。公元3世纪，中原三国鼎立。此间对西南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蜀汉政权（公元221～263年）的建立与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削平地方豪强大姓势力，平定南中，此地正是东汉永昌郡地，蜀国在此地的治理也以宽稳为先。明人杨慎在《滇载记》中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img data-alt="▲西汉时期地图。（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f0b78bab72287a3145ebaf4c46f27930.png?imageView2/2/w/750" />魏晋时期，以云贵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南疆域进一步拓展，其南部边界与交趾、掸国等藩属国相连。唐宋时期西南疆域的范围更广，包括南诏、大理控制的区域，其外缘已延伸到当时的骠国、浡泥、占城、安南等藩属国。明清时期，朝廷不断推进改土归流，中原移民数量激增，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的融合大大加深。纵观中国历史，西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始终是历史主线，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巩固和加深。所谓“赞米亚”学说充斥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过于绝对化。该学说将中央与边缘、谷地与山地、定耕与游耕、压迫与自由、文明与野蛮、统合与逃避进行二元对立表述，似乎山地环境下的一切都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认为“赞米亚”地区是地方族群逃避国家统治的“庇护所”，这就使其只观察到山区族群逃避、反抗的一面，把山区族群与谷底国家分割讨论，并将二者的关系简化成强烈的二元对立性质。实际上，山区族群与国家及其在地方统治的代理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拥有复杂乃至不可分割的多样互动关联。中原或中央王朝的治理对西南地区山地人群流动造成的深刻影响。随着中原或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统治的不断深入，各个区域逐渐被串连成一个集合体，并生成一个个区域政治中心，成为山地、坝区各类人群频繁交流和联系的重要平台。与之相伴，区域内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也随之加强。这不仅没有造成山地人群的大规模逃离，反而使其从边缘群体变为王朝国家的重要组成。与此同时，中原移民的不断进入也使西南地区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在社会动荡时期，流动、迁徙是山地人群的一种生存策略，但流动方向并不是单纯向外逃离，更多的是向内流动，形成从边缘到中心的向心式发展趋势，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向化”。此外，西南地区的不同族群之间始终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高地”与“低地”二者存在着广泛且复杂的经济文化互动，包括贸易、赋税、通婚、宗教等。由此可见，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低地社会”与“山地社会”之间，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单向度关系，而是相互交换、合作的关系。中央王朝的治理活动与区域多元文化共存，使西南地区政治与社会深入接触和交融，形成多元族群聚合的社会结构。从长时段看，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应该是国家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互动共生的历史。不断的互动消融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使得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结成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我们应当认真审视“赞米亚学说”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对其合理性内容给予客观审视，并对其片面性或错误认识作出必要的理性批判。（作者简介：段金生，云南民族大学教授）</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