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家庭何以历经千年家史不断、家人不散？《何以中华》为您解答

作者：道中华

2024-01-24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编纂的《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以下简称《何以中华》），目前已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以中文、英文、中英双语、汉藏双语、汉彝双语等各版本出版。该书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历史文化资源，遴选出100件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代表性文物，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程，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内涵，是一部“物”“史”互证、用文物讲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精品力作。会后，中国民族报记者文静对该书主编、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进行了专访。<img data-alt="▲《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c977b494669532022d0c4ec5601c1b7b.png?imageView2/2/w/750" />记者：《何以中华》的“厚重”是有目共睹的，书的实体厚重，主题和内涵更是厚重。关于这一点，与会专家学者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用文物展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为何选择了如此恢弘的主题？郑茜：回头看，我们做这本书的初衷来源于两种感受，一是神圣感，一是使命感。先说神圣感。我们现在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如果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古代族群，曾经来来去去、相互碰撞，大规模交汇、你来我往，最后呢？在东亚大陆上，呈现给今天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没有离散的民族，是一个紧密依存、利益攸关、内部高度协同、相互体认的共同体。这样的一部历史，在世界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个没有走向离散的中华民族。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就是：家史，没有断过；家人，没有散过。一旦深刻地体悟到这一部历史的特性，我们就不能不对其心生敬意、心生热爱。因此，我们在编写这本书时，心中怀有一种很深的神圣感。另外一点就是使命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那么，这个实体在历史上怎样起源？怎样发展？整个20世纪，历史学、民族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形成了可观的理论成果。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除了理论阐释和文本表述，还需要一个必要的步骤，那就是“物”的实证。<img data-alt="▲这是新疆民丰县尼雅墓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锦护臂以红、黄、蓝、白、绿五色丝线织成，上方和下方分别用汉隶织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这件出现在昆仑山下丝路绿洲城邦的文物珍宝，是汉朝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证。"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1b8cac2b0a07fb0a041e02441ce50c44.png?imageView2/2/w/750" />在西方考古学发展起来后，整个人类的历史都面临着重新书写的任务——从传统的文本叙述转变为以物质文化为核心的实证性叙事。中国现代考古学用100多年的努力，基本上还原了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用“物”的形式把中华文明的形象构筑了出来，这是中华文明的考古学实证。对于中华民族，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系统性的“物”的还原和描画。作为中国民族博物馆，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们应当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记者：这部书大概筹备了多久？前期经历了哪些酝酿和构思？郑茜：《何以中华》的基础是中国民族博物馆长期开展的重要学术工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2015年，我们以此申报了国家民委的科研课题，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分阶段、分步骤完成这样一个严肃的文化使命：用文物作为主要载体，以“物”“史”互证为核心，着力构建一个能够承载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过程的文物谱系，完成基于“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解码共同体的历史基因，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img data-alt="▲这是出土于云南省晋宁石寨山的西汉时期的鎏金双人盘舞扣饰，两位男子着左衽紧身长袖衣，腰间配长剑，跣足，手中各持一盘，踏于一蜿蜒长蛇身上，边歌边舞。扣饰造型生动有趣，动感极强，从舞蹈者的形象特征与装束来看，可能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2f90076e6e74b3e450411a650ad30034.png?imageView2/2/w/750" />8年多以来，我们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就是用一百件文物来表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何以中华》一开始是一个展览，现在它衍生为一部书，并且出版了不同语言版本。我们的这个尝试，不论在国内博物馆界，还是在民族学界，都是第一次，带有探索的意义。记者：《何以中华》是以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同时又超出了考古学研究的范畴，涉及多领域、多学科。作为一项选题重大、内容丰富的工程，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和挑战？郑茜：这的确是一项非常艰苦、充满挑战的工作。艰苦在于与之相关的文物数量极多，如何在科学构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阐释文本的前提条件下，寻找那些对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具有高度表征力的历史物证，遴选那些对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具有准确叙事力的物化见证。挑战在于需要在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的多重视野下，构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实物表征体系。我们要探寻、梳理、分析那些对理解我国古代民族起源、迁徙、分化、融汇、共生历史进程具有潜在实证价值的考古文物，凭借其蕴涵的集体记忆和象征意义，来系统还原和深刻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演进场景。同时，我们还需要借鉴民族学、人类学关于夷、蛮、狄、戎等古代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历史过程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出承载中央与边疆、华夏与四夷、农耕与游牧互动融合史实的器物见证，揭示并阐释背后的商贸互市、婚姻盟誓、战争迁徙、文化传播等交往交流交融史，最后完成关于“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物性话语链条。只有这样，基于“物”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才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记者：为什么是“一百件文物”？这一百件文物又是如何遴选出来的呢？郑茜：一百件文物，既可以理解为一部微缩版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叙事框架。我们试图用“100”这样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数字，来完成一次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的表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课题组成员主要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部工作人员组成。同时，我们还邀请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专家加入课题组。其中，长期在文博机构工作、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作过深入研究的首都博物馆原副馆长高凯军，全面梳理了涉及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数千件代表性文物，为我们推进课题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后来，我又带领课题组成员花了近两年时间，围绕更加准确的“物”“史”互证目标，构建出“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文物谱系。为检验这一成果的科学性，我们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王巍，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曹兵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人类学会会长郝时远，北京大学教授、人类学家王铭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对已形成的文本进行评审。在及时采纳各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对文物的遴选与阐释。最终遴选的一百件文物涉及全国各地近60家博物馆的珍贵藏品，我们得到了各家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取得了相关文物图像信息的使用权。<img data-alt="▲这件精美绝伦的兽首金步摇出土于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它让我们重温那个有趣的历史传闻：游牧部族慕容鲜卑因喜爱和崇尚中原的步摇，而将佩戴步摇变为自身的重要文化特征，进而由“步摇”谐音得名为“慕容”。"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a6509caf9f62ed65c7a67241a7685ae9u1.png?imageView2/2/w/750" />记者：与传统通史的叙事相比，这本书的编纂和叙事框架也很有特色。在阐释和讲述文物的方法上，做了怎样的考虑？郑茜：如何阐释和讲述这一百件文物，的确让我们探索良久。文物是点状的，而历史叙事需要绵密与连贯的形式。我们遴选一百件文物的真正目的不是孤立地呈现这些文物，而是要通过这些文物爬梳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宏大叙事。事实上，要通过一百件文物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叙事功能，每件文物需要“扮演”三个角色，或者说，我们要发掘出每件文物的三层意义：第一层，着眼于文物本体，揭示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及其独特魅力；第二层，揭示这件文物所牵涉的历史背景、人物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时代性文化意义；第三层，揭示这件文物辐照和映射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宏大历史脉络，显示其在话语链条上的象征性意义。比如，河姆渡骨耜。骨耜具有上古时代用于翻土的农耕器具的本体功能，这是第一层意义；骨耜作为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关联河姆渡文化的重要特征——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这是第二层意义；骨耜作为世界上早期稻作农业的见证物，辐照了中华先民是世界稻作文化先驱的史实，这是第三层意义。只有抵达第三层意义，河姆渡骨耜才最终完成它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脉络中的意义表征，才成为“何以中华”宏大叙事的语汇。又比如，赵武灵王发起“胡服骑射”改革，在我看来应当是“何以中华”的一个必要叙事环节，因为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蕴含着华夷互鉴的文化理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历程的重要史实，所以我们必须为“胡服骑射”找到一件相关的历史见证。我们最后找到的是一件出土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猫儿岭的战国时期鎏金鸭形铜带钩。<img data-alt="▲这件出土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战国时期的鎏金鸭形铜带钩，蕴含着华夏与北狄之间的文化互鉴关系，隐现着“胡服骑射”及其背后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f2592c9cadcfb2e30715e88eafd027c8u1.png?imageView2/2/w/750" />在书中，对于这件铜带钩的阐释，有三个递进的层次：其一，对文物本体的描述——这件铜带钩造型如鸭凫水状，曲颈回首，颈弯如钩，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工艺精湛，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崇尚动物的文化特征。学界普遍认为,这样一件铜带钩与游牧民族的服饰有关，是北方游牧者为方便骑射而发明的用于系挂革带的衣物部件。其二，对文物隐含的时代背景和内涵的揭示——在推行“胡服骑射”之前，赵国作为中原主要诸侯国，崇尚具有礼法规范的服饰制度，其服饰为上衣下裳、宽袍大袖的“深衣”，雍容典雅。而胡服则为窄袖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紧窄；腰束郭洛带，使用带钩，便于骑射。现代考古工作者在赵国故地发现了多件铜带钩遗物。这件鎏金鸭型铜带钩让考古工作者相信，它是赵武灵王大力推行“胡服骑射”的历史见证。其三，对文物背后映照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意义阐释——“胡服骑射”蕴含着华夏与北狄之间的多重文化互鉴关系：从中国古代军事史来说，它标志着华夏历史上第一支独立骑兵部队在中原的诞生；从中国古代服饰史来说，它促成了华夏衣饰从“上衣下裳”逐渐向“上衣下裤”的演变；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来说，它显示出“华贵夷贱”观念的动摇，是历史上“华化”与“夷化”双重变奏的体现，为后世奠定了一个悠久的文化传统，那就是华夷之间的互参互化、兼容并蓄、互鉴融通。记者：“物”“史”互证，呈现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这是您反复强调出版这部书的目的和意义。您认为《何以中华》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什么作用？郑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我们深刻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和传播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任务，因为只有真正完成“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追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信念才能牢固地生成，也才能深层次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img data-alt="▲这件出土于内蒙古地区的龙首青铜灶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是秦汉时期农耕定居生活场景出现在长城之外的见证。它反映了当时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断交融互动的历史事实。"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10d11769c21c7a33fa3ae43cb0ad3a01.png?imageView2/2/w/750" />所以，我们致力于基于考古学、博物馆学完成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物证叙事，就是要实证中华民族并非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历史，由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聚合而成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相信，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实物实证和实物表征，是中国民族博物馆树立和传播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重大文化使命，是我们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工作职责。今后，我们还将进一步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博物馆表征体系建设，用文物史料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图片及文物介绍均由中国民族博物馆提供）</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