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以“中国之治”引领“世界之变”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2023年12月底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要“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任务”部署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是内外一体、系统均衡的发展道路，其五个本质特征和九个本质要求对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实现路径和总体目标等重大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集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以及中国与世界等错综复杂关系进行系统性思考的新高度。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办好自己的事”仍然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的关键条件。同时，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共同特征又基于自身国情，因此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必要条件。</p><p>首先，能否处理好“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及各国自身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坚持文明及发展道路多样性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依据和逻辑前提，分别对应着当前西方式现代化陷入困境、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国际政治现实以及人类文明因多样而交流、互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于自身的巨大体量、制度特征和文明特性，中国式现代化将长期面对发展独特性与经验普遍性之间的问题。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赞赏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并希望有所借鉴，但坚持文明及发展道路多样性本身决定了中国不搞制度输出并尊重各国国情。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自身特色与普遍规律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不断将自身实践提炼总结为普遍经验并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作出持续贡献的长期过程。</p><p>其次，能否处理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推动现有国际秩序改革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与外部环境之间是否能够持续保持总体良性互动。现有国际秩序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和“冷战胜利”的狂热中由西方主导建立起来的，相较于此前的殖民体系和帝国秩序，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并且由于西方大搞价值观、制度和实力输出，它仍然构成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与之长期共处的国际政治基本生态，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全面竞争和冲突关系。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目标，中国还需要善于利用现有秩序的合理积极一面去抑制其不合理的消极面，用主权原则和多边主义去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用自由贸易、开放经济的共识去抑制保护主义和市场封闭的逆流，用文化多元主义和文明交流互鉴去回击各种“中心主义”和文明冲突的偏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将在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中不断丰富经验并完善手段，并在推动现有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具备更强的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p><p>最后，能否处理好“中国之治”与“世界之变”的关系，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高度，这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印证。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国之治”与“世界之乱”形成日益鲜明的对照，但这种情况显然具有不可持续性，因为“世界之乱”会从根本上削弱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条件。如何在巩固与外部世界利益共生的基础上，推进权利共享和责任共担，是能否以“中国之治”帮助世界达到以稳应变进而以变治乱状态的关键，也将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落实到外交政策领域的具体体现。</p><p>为此中国外交既需要聚焦大国关系以寻求良性互动、总体稳定，又需要超越大国博弈而着眼于国际秩序的体系性、制度性和建设性改革；既需要坚持自身发展中国家定位、坚定维护自身发展权利，又需要不断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内外发展和全球治理中获得整体提升；既需要不断通过政治呼吁和外交斗争来明辨是非划清责任，也需要以利益和责任攸关方的姿态来积极维护共同的和平与发展权益并增进命运共同体意识。具体而言，处理好不断加剧的全球治理赤字、安全赤字与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和平建设者”的期待不断上升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世界经济复苏普遍乏力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的关切不断增强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外交今后一段时期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创造怎样的国际环境、提供何种有利条件的试金石。（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