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丹尼斯·西蒙：限制大学与中国接触凸显美国狭隘

<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p>2023年1月，我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的一个教职。在第一个学期，我教授了一门关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课程，这门课程旨在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MBA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国际商业和技术事务中不断演变的角色。这门课程非常成功，以至于我被要求在2023年秋季为MBA学生讲授两门课，并开设本科课程。遗憾的是，2023年8月，我辞去了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职位，原因是我与该校在与中国交往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最高学术管理层简单地认为，加深与中国的接触将影响大学研究体系的完整性，并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p><p>大学本应代表思想的最前沿，超越现有的知识疆界，并在接受创新思想和思维方式方面开辟新的天地。而我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学术管理层打交道的经历却恰恰相反。我与他们的问题始于我受邀在2023年5月举办的北京中关村论坛上发言。为了获得校方批准，我必须通过一系列程序，包括大学安全办公室、出口管制办公室、负责全球事务的副教务长、大学研究办公室和信息技术办公室对我的行程进行审查。我被告知不能把学校提供的电脑带到中国，也不能在中国登录学校的电子邮件系统。根据大学安全官员的说法，中国使用华为的电信设备，而（出于安全原因）华为不是美国认可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因此我在中国时不能访问大学的IT系统。虽然最终获准前往中国做主题演讲，但我必须明确是谁邀请了我、谁支付了我的机票和当地费用、我要演讲什么方面的内容，以及谁可能是2500到3000名听众中的一员。</p><p>美方类似的短视思维甚至更进一步。7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联系我，希望能在北卡罗来纳州为一个来自公共事务部门（不是军事部门，甚至也不是科技部门）的小型访问团（3 人）安排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就美中关系的现状交换意见。在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曾多次组织过这类会议。会议不安排参观校内实验室或其他研究设施，不安排媒体，也不拍照。中方问我是否可以邀请5到6名曾与中国有过接触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员，以便他们能从广泛的角度了解合作与交流中涉及的问题和议题。然而，在访问的前一天上午，我接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务长的紧急电话。他告诫我，没有学校高层的批准，我不应该组织这样的会议，即使会议只在我任教的商学院举行。虽然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的同事和管理人员非常支持我与中国开展交流，但大学管理层却并非如此。</p><p>校方决定不再资助学生前往中国，成为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商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参加为期2周至3周的全球沉浸式体验已是一种普遍现象。我希望能带1到2个学生团队到中国，与中外企业高管和当地官员会面，了解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生意的情况。然而，我被告知，大学遵循美国国务院关于国家风险的评级系统，中国属于“第三类国家”，因此中国不能成为获得批准的目的地。“第三类国家”，意味着“如果你不需要去，就不要去”。</p><p>在我看来，这种与中国接触的方式代表了狭隘的思维，忽视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重要的现实。美国学生需要实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社会、地理和政治等。我们也需要一批会说中文的美国年轻人，以便更好地交流。通过限制大学与中国的互动，北卡罗来纳大学和美国许多其他公立大学的行为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也影响了与中国修好的可能性。过去几年，中美博弈的加剧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任何全球性问题的有效解决都需要中美两国的密切合作。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合作方式，这样才有希望有效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全球性流行病、粮食安全、人工智能管理和水资源管理等。大学应该站在最前沿，搭建跨越国界和文化的桥梁，而不是推倒它们。此外，大学通过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是我们克服民族和种族偏见、社会文化误解以及冷战思维等陈旧观点的最大希望。幸运的是，一些大学，尤其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并没有屈从于这种过时的思维。在这方面，中方去年曾表示，未来5年愿意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此举无疑带来中美交流和沟通的新的希望。（作者是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任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p></section></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