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香港公务员去内地考察最爱去哪儿？你根本想不到是街道”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1999年12月20日，“七子”之一的澳门历经沧桑，终于回归祖国，不再“哭泣”。悠悠25载转瞬即逝，澳门在祖国怀抱中茁壮成长，其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同香港并肩而立，证明“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在时代浪潮奔涌向前的当下，港澳青年以中国文化为桥，筑国家认同之根基，已然成为推动港澳地区持续繁荣稳定的强劲引擎。值此之际，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邱逸博士向观察者网深度剖析了港澳青年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整体现状，以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邱逸博士深耕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于香港教育和本土历史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在他看来，早就实现深层次“心态回归”的澳门，在培养国家认同感上是毋庸置疑的“优等生”；而香港则因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举步维艰，尽管近年来香港教育界、司法界在中央指导下大力拨乱反正，然而当下诸多举措仍浮于表面，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得益于两地交流日益密切、文化产品推陈出新以及互联网时代的蓬勃兴起，众多香港青年，尤其是中小学生正悄然蜕变，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主动探索，国家认同感于潜移默化间生根发芽。

邱逸告诉观察者网，甚至一些学生“已经领先在老师的前面”，看得懂简体字，玩得转“东北梗”，“这是很特别的情况，以前我们的知识都来自于老师，现在反过来了。”

展望未来，谈到在促进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方面，社会各界应如何“使劲发力”，邱逸直言不讳道，其实内地在许多领域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吃亏在“嘴笨”，不会讲故事营销自己，“内地发展得太快了，以至于有时候你们都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很多你们以为的‘小事’其实是绝佳的宣传素材。”

同观察者网的对话中，邱逸给出了不少主意，“一味地讲GDP这种宏大议题，普通人很难产生共鸣。不妨换个说法，重庆一个重工业城市，它的嘉陵江干净到可以游泳，反观法国塞纳河，历经百年治理，后来说能游泳了，结果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上吐下泻。这种贴近生活的故事要抓起来讲。”

在“学会讲故事”之余，他还认为，内地更应该改变某些“迎合香港”的固有心态。“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些香港人觉得内地要讨好他们，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被惯出来的。”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增强国家认同感。我认真地回答，无需刻意为之。自身足够优秀，自会吸引他人。”邱逸提到近来的港人“北上赴深”热潮，“如果有一天，香港人自愿花钱去内地玩，打卡拍照晒到网上，这个就是胜利。”

邱逸博士与观察者网对话

“从某种程度来说，香港需要‘治病’”

谈到当前港澳青年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整体现状，邱逸做了一个比喻：如果把中国文化画作一个大圆，内地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圆，澳门、台湾的圆都靠近大圆的边缘，而香港的圆则大半游离在外。

两兄弟间，澳门素有“优等生”的评价。回溯历史，邱逸指出，虽然比香港晚了两年才回归祖国，但澳门民众实际上在60年代就已经在“心态”上实现了回归，1999年实现的是“形式回归”。

加之澳葡政府管治时期对教育不够重视，没有对国家认同方面的教育加以压制，因此澳门青年与祖国的文化纽带并没有被切断。各个学校在爱国爱澳教育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

澳门回归后，在中央关怀支持下，特区政府大力投入教育资源，着力完善教材，大部分学校使用的都是人教版教材或是经国家教育部审核的内地版本，其中全套《品德与公民》及初中《历史》教材的使用及参考使用率高达100%，高中《历史》教材亦达95.7%，另有葡文及英文版的《历史》教材供国际学校使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厚植中国文化自信。

近年来，澳门特区教育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乘势而上，推出了涵盖大、中、小、幼的《国家安全教育》补充教材，紧密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系统性地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进校园。

邱逸补充道，澳门教青局在教育教学监督方面具有较大的话语权，澳门也在两地教育界互访交流方面做出积极探索，比如“澳门千名教师精英培训计划”。

“因此澳门本身面对的挑战难度比较小。反观香港，以前教育局是负责拨款的，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很奇怪的。”他直言，“从这一角度而言，澳门实际上是个‘正常人’，香港则是一个‘病人’，它要接受的‘治疗’程度也截然不同。”

澳门小学中学的《品德与公民》课程教材。澳门教青局网站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塑造什么样的青年”，邱逸对此深以为然。他亲历港英统治时期的教育，又目睹殖民思想侵蚀下的香港教育体系对一代一代港人近30年的毒害，深知教育缺位导致香港年轻一代国家认同缺失的苦果。

“为什么只有香港总在强调中国文化？因为当时在港英政府统治下严禁教授国家认同。”邱逸对观察者网说，过去本打算“曲线救国”，希望藉由提高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继而唤醒国家认同感，却未料在三四十年“荒腔走板”的教育下，香港仅勉强触及中国文化的皮毛，与背后的国家认同感培养早就背道而驰。

港英政府时期的教育政策带有极为鲜明的殖民烙印，当局大力推广英式教育体系，从课程设置到教学语言，全方位渗透英国文化价值观。学校教材充斥着对英国历史、制度的美化，弱化甚至歪曲诋毁中国历史，严格管控压制教材中出现有关国家认同的内容，刻意误导学生身份认知，香港青年对祖国的疏离感也由此滋生，遗毒至今，亟待拔除。

具体到教学内容上，邱逸举例说，在香港，语文学科被硬生生拆分成“中文”和“文学”两门课：文学学习的内容越来越本土化，其所选用素材过度偏向香港本土作家的作品，模糊中国文化全貌。如今，很多香港学生对鲁迅的作品陌生，不会背诵《阿房宫赋》，没看过《红楼梦》，对“三国”的了解甚至源自日本游戏《三国杀》。

而中文学习则被生硬地套上了外语的考评内容和方法，使之变成了一项单纯的工具，中文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被剥离殆尽，根本无谈尽到文化传承的责任和使命。

邱逸曾多次表达过对香港“毒”教材的担忧。同时，有感于香港历史学科的教育缺位，2021年，他还撰写了《香港极简史——关于香港历史的十个命题》一书，梳理了自新石器时期至1997年的香港历史脉络。

他告诉观察者网，港英政府给香港人灌输“英国人带来了文明，带来了一切”的洗脑教育，刻意打造“香港意识”这种被歪曲的“本土主义”，这一点在香港历史教育上尤为明显。

“香港本应该是广东文化的一支，进而是中华文明大家族的一员，但他把香港历史与内地割裂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被虚化了。”邱逸继续说，“1842年《南京条约》之前的不讲，1949年建国后的不教。党怎么来的，新中国如何建立的，只字不提。”

“如果你去香港的博物馆看，这种感受会更深刻。”邱逸说，他参观过的内地博物馆，展览都依托于一条主线，即“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地方文明的发展永远是与中华文化的延续相互依存而生，但这在香港的博物馆里是看不到的。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吸取教训开始全力纠偏，更加积极推动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普及，并希望借此增强港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不过，邱逸认为，国安法后特区政府直接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但目前的做法仍稍显生硬，一些活动也流于形式，有较大改进的空间。

“看得懂简体字听得懂梗，有香港学生已走在老师前面”

在重视教材编撰之余，邱逸还倡导港澳学生多借助新颖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数字内容平台，深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话题继续锁定在香港。“香港无论是教材，还是文化产品，我觉得都已经落伍了，展现（中国文化）的方法很陈旧。”反观内地，邱逸认为，内地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非常“前卫”、“精彩”。

无论是像《黑神话：悟空》这样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游戏产品、还是如“数字故宫”、“云游长城”、“数学敦煌”等借助虚拟现实、高清影像等高新技术，打破时空界限的数字平台和小程序，都给人们开启了一场场震撼心灵的数字文化之旅。

邱逸告诉观察者网，实践证明数字化平台对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效果显著。

“以‘数字长城’为例，我们一般只能看到白天时候的长城，但在这个小程序里，学生可以欣赏夜幕下的长城风貌，还能模拟修缮长城。大家能真的感觉到长城很美、中国的文化遗产很美，未来很可能要亲自去看一看。”

他还提到，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热映，在香港学生中掀起“唐诗热”，“以前香港中小学生是不强调背诵能力的，这部电影让他们领略唐诗之美、意境之高，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有我的一些学生，他们知道古琴、小篆，都是因为玩内地游戏，还知道了古琴和中国书法是非遗。”

谈及此处，邱逸也略显遗憾地表示，“这种新的中国文化表达是香港极需要的，但香港自己已经做不出来了。我有时候跟我同事开玩笑说，干脆直接从内地抄过来。应该这样说，八九十年代是香港带动内地，现在要反过来了。”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根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提供的国宝立体图像，运用全息投影技术为香港学生立体展示国宝风姿。受访者供图

不过，“照抄”也让邱逸注意到了一个新情况。去年，他领导的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与腾讯基金会展开合作，将“云游长城”的香港版引进香港中小学，成为配合课程的多元学习资源。

为启发香港青年关心及参与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遗产保育，这一版本特别配上了粤语旁白和繁体字说明，希望能让香港学生更有效地学习。

“但是落地后我们发现，学生看简体字、听普通话毫无障碍，反倒是教师更需要粤语版本的辅助。”他说，“这种现象很特别，也就是说在国家认同上面 ，学生可能已经走到老师前面了。”

邱逸进一步表示，他做过许多实验，发现在互联网时代的加持下，此类情形并非孤例。

“我观察到一些香港学生刷视频号、小红书，看到东北梗他们居然笑了，（我本以为）他们听不懂。就连我的孩子都会问我，‘爸爸你知道上海的地铁11号线可以通往哪里吗？’他是地铁迷，香港的地铁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探索欲）了。”

“学生现在都活跃在数字世界里面。”他还提到，有个叫《普通话小镇》的腾讯小程序在香港很火，“很多香港学生在上面学普通话，可能说得比老师都好。”

邱逸继而表示，“这也侧面反映出当下香港人对国家认同是千层一面的，不同年龄段认同程度各异，分层次推进相关工作是当务之急。”

“云游长城”（香港版）截图

“港英政府当初的做法是‘切割’，把香港摘出来，那我们就应该‘连接’，把香港融回到中华大家庭里去。”邱逸给出的思路是，“认识中国文化的同时务必紧扣国家认同”，这可以通过最基本的小事做起，比如“重拾籍贯文化”。

“以前香港人会填写他的籍贯，像我就是汕头人。但现在全港中小学不用填这些资料，你是哪里人，家乡有什么故事，全都不了解。”他说，“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你的父母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家乡有什么习俗，慢慢地重建起来。”

除了“内调”，邱逸也认可增进港澳与内地交流的“外养”做法。不过他也指出一个普遍问题：不少交流活动最终沦为交功课式的“廉价旅游”。他觉得尤为可惜的是，青年学生之间难能宝贵的交流机会，有时反倒遭到了阻碍。

他举了个例子，“曾有香港中学生赴内地交流，三天行程里，又是去科技公司，又是去旅游景点，但他们最喜欢的其实是和当地学生自由交流的两个小时。”

“所以我后来直接和（香港）教育局提议，能不能就安排整三天，只有学生们在一起纯交流，任其自主游玩、探索，这种记忆最深刻。现在的问题就是大人（干预）太多了，很多行程安排主要是为了拍一张大合照，徒耗时间。”

内地要学会讲故事，不要惯着香港

在访谈中，邱逸反复强调一句话，“要让人们觉得中国文化酷”。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觉得内地政府有个“短板”：做的事很扎实，但偏偏不会讲故事。

“不要一上来就谈GDP，多闷啊。”他向观察者网说起自己有一次随特区政府代表团来到重庆，一个全程聚焦GDP、大谈数据增长的视频看得人索然无味。他当时就直言，干巴地罗列发展成就，很难展现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他们问我应该怎么做。我就举例，我说你看到嘉陵江吗，重庆一座常住人口在3000多万、市中心居民1000多万的重工业城市，它的嘉陵江居然是干净到可以游泳的。”邱逸接着说，“我在法国住过三年，它有个塞纳河，100多年了还不能游泳，每年砸下去十多亿欧元都没办法治理。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说是可以游了，结果运动员游完上来就吐了八个。”

嘉陵江边的跳水队。央广网

邱逸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抗日战争后，香港人曾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医生拒医日本病患。但现在香港人的旅游首选却是日本。

“缘由无他，八十年代打开电视，看到的是日剧《东京爱的故事》（内地译作《东京爱情故事》），香港人被惊艳得不得了。日本料理也是，毫无厨艺可言，可它营造出的精致高级感非常吸睛。”邱逸继而表示，在他看来，如今内地城市的旅游资源早就不输日本，但吃亏在不会讲故事“包装”自己。

“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发展）太快了，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上很多领域是领先水平，很多与生活相关的小事其实都可以找出来。”

他随手就往窗外一条小路指去，“像这样的路，这样的交通（设施），全世界难寻其二，香港的很多道路也是不平整的。还有你们广泛普及了电子支付，以及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明明做了很多，但不善言说。”

“你猜，我带香港公务员来深圳学习，他们最喜欢去哪里？”聊着聊着，邱逸还出起了考题，“你根本想象不到，街道。”

“他们好奇内地网格化管理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所以）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叙事，就是最贴近生活的故事，最具感染力。”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深耕香港教育和历史领域，邱逸同时也是香港著名的《孙子兵法》研究学者。他借以一句“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指出在培养国家认同方面，内地既要 “善讲故事”，也要转变对香港的“迎合”心态。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些香港人觉得内地要讨好他们。我不开心，你就要讨好我。惯出来的嘛。为什么非得讨好你？不要给他们这种感觉。此风不可长。”

他接着说，“经常有人问我，如何增进国家认同感。我认真地回答，不用做什么。如果你对自己的好有自信的话，自然会吸引人来。”

就像今年，香港刮起一阵“北上”风潮，节假日港人“挤爆”深圳，携家带口拖着行李箱来“买买买”那样。“人自然会对好看的、有意思的东西感兴趣。”

“如果有一天，有香港年轻人愿意自费去内地游玩消费，而不是因为受邀被请去的，那就成功了。如果有人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黄浦江畔留影，这就是成功。但现在我们还有一段距离，需要付出诸多努力”，邱逸期望，这一刻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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