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德瑰：日本外相说不应希望“台湾有事”，为中日关系回暖做铺垫？

“中国是日本无法搬走的邻居……应努力平衡日美与中日关系”“日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沿着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加强各层级往来特别是民间交流，促进互利合作和民意氛围改善，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12月25日，日本外相岩屋毅开启任上首次访华之旅，中日双方达成10项人文交流共识。面对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在特朗普2.0的冲击下，如何评价这次访问的意义？日方是否有意改善中日关系？

观察者网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教授，带来解读。

【文/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日本外相岩屋毅访华前接受媒体专访表示，“我个人不喜欢‘台湾有事’这个说法，台湾应该是‘无事’，而不是‘有事’”。这与部分日本（前）政客，包括宣称“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显得不同。您怎么解读？

**廉德瑰：**这体现出本届日本政府对改善中日关系还是有诚意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表态，而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官方数十年来的基本立场。《中日联合声明》里面讲得很清楚，日本理解、尊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由于近年来中日关系遇到障碍，特别是日本的右派，比如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卸任后做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不友好表态。这句话假设台海将爆发冲突，甚至抹黑中国大陆要“挑起”冲突，但那时的安倍已经不能代表日本政府。

而岩屋毅作为在职的日本外相，重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并且表示不应该说“台湾有事”，不应希望“台湾有事”，应该“台湾无事”，维持台海的和平。这是一种正面的表态。

12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岩屋毅。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观察者网：**这次中日双方达成10项人文交流共识，也在高层互动交流方面取得进展，给双边关系释放出哪些信号？

**廉德瑰：**随着特朗普即将上台，中日两国在经济上面临共同的挑战，即美国加征关税的冲击，美国也要求日本在经贸领域做让步。为规避下届美国政府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与对本国利益的伤害，中日采取的合作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经济交流方面，日本希望打开中国市场，中国也希望日本进一步来华投资，至少在经济领域的高层交流是一定要恢复的，并以此为基础改善中日双边关系。

此外，近年来两国民间的舆论氛围非常不好，彼此对对方的好感度非常低。加强人文交流就是改善现状的方法之一，是这次双方达成共识的重点领域。下一步就是推动各个领域的人员交往，签证也是个大问题。如果相关程序比较麻烦，也不利于加深人文交流。不仅仅是关于旅游的问题，还涉及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人员交流。这是最重要的，只有通过交流才能改善对彼此的印象。

**观察者网：**岩屋毅外相在采访中提到，日美关系极其重要，但中国是日本无法搬走的邻居，日本应努力平衡日美与日中关系。结合日美长期同盟的背景，如何解读这番话？

**廉德瑰：**这是一句大实话，当然有的时候实话不一定能实说。事实是，中日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流往来，而且中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但日本和美国毕竟是同盟关系，在中美关系不好的大背景下，日本只能选择追随美国来对抗中国。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岩屋毅讲出了基本的事实。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同日本外相岩屋毅举行会谈。 中国外交部

而他同时说，日本应该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不应选边站队。在日美保持长期同盟关系的背景下，这句话体现出了世界发生的变化，即中方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基本特点之一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形成对等，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同美国对等。美国霸权的绝对优势在逐渐甚至明显地衰落。

过去，日本基于“强者意识”，一边倒地追随美国。但在新的背景下，日本也会对美国的可信度出现疑虑，一旦发生冲突的话，美国还能靠得住吗？如果说，过去对这个问题能有肯定的回答，现在恐怕不好说了。无论是乌克兰还是在中东的冲突，美国的影响力不再像过去那样管用。

因此日本需要做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在新的大变局背景下，日本至少需要考虑在中美之间维持一定平衡。我想岩屋毅的发言反映了日本的真实想法，也是在努力适应国际大变局时的选择，这番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

**观察者网：**结合您提到的日本面临重大战略选择，对于前任岸田政权积极参与的美日菲、美日韩等东亚“小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这届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出现调整？例如，美国迎来了轻价值观、重利益的特朗普政府；韩国也出现政局变动，原先亲日的尹锡悦政权目前岌岌可危。

**廉德瑰：**总体来说，日本外交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来做有利于自身的路线调整。如果“小多边”体系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无论是为配合美国，还是作为处理对华关系时的一张牌来打，日本政府将来也不一定会完全放弃。当然，本届石破茂政府基于新的平衡外交理念，如果这类“小多边”体系对日中关系造成非常大的负面效应，他也会进行调整。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继续推进拜登政府时期旨在围堵中国的“小多边”联盟体系。如果特朗普不重视同盟外交，只关注“美国优先”与自身的经济利益，那么没有美国压力的日本未必会积极推动这个议题。一方面，特朗普与拜登政府的路线可能不一样，另一方面，石破茂政权与岸田文雄政权的政策也有不小的区别。

当地时间12月16日，菲律宾参议院批准了与日本的《互惠准入协定》，将允许菲律宾和日本在对方领土上部署军事人员。 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在日本自民党内部，石破茂政府曾被批评“亲中亲韩”，考虑到10月底众议院选举的结果，其政权基础并不稳固。党内与国内政局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石破茂政府未来的对华外交？

**廉德瑰：**从大背景来说，日本的对华政策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当美国选择继续同中国对抗，就算特朗普和拜登的政策存在不同，美国的军方与外交政策建制派依然会希望盟友配合对抗中国的战略。这必然对石破茂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不能认定日本目前的对华政策路线不会再改变。

另一方面，石破茂与前任岸田文雄的不同点在于，他有强烈的意愿，甚至愿意抵抗美国的压力去改善中日关系。从这一轮中日高层交流可以看出，如果石破茂没有这种强烈的意愿，他完全可以等特朗普（不到一个月）上台后，看美国的脸色再做动作，而不是现阶段就大力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石破茂之所以选择此时积极推动，表明了他要下决心做这件事，而特朗普也还没正式上台，不好插手。

当然，就算石破茂个人的决心再大，如果国内政治地位不稳，也会面临明年7月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虽然自民党在10月底的众议院大选中失败，支持率降低，但这不是石破茂个人的问题。他当时刚上台，不需要为一系列国内问题承担责任。

但明年7月将迎来参议院的选举，如果届时自民党无法维持甚至丢掉很多议席，石破茂作为自民党总裁也只能承担主要责任。虽然目前难以准确判断，自民党明年7月的选情基本上是不太乐观，如果到时候丢掉议席比较多，石破茂也可能引咎辞职，其政权也就结束了。

不过，现在除了石破茂个人以外，日本政府、国会内部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人还是占多数的。比较反华的原“安倍派”势力，如今在日本内政中的影响力明显衰退。除安倍本人已经去世外，许多原“安倍派”议员因腐败问题落选，自民党在10月底的选举中丢掉60多个议席，大部分都是“安倍派”的。

因此，可以说日本政坛中对中日关系不利的势力其实受到了削弱。既然如此，万一石破茂明年7月后辞职下台，接任首相的人选也不一定来自右翼，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观察者网：**社科院日本研究所12月初发布的《日本经济蓝皮书（2024）》提到，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日本经济复苏具有特殊意义。最近丰田也敲定了在上海建设纯电动车新工厂的方针。中日可以在哪些领域挖掘经贸合作的潜力？

**廉德瑰：**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优势互补的体现。日本在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依然占有不少优势。举个例子，前些年美国通过芯片打压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导致出货量降低、蒙受损失。但华为的手机以及其它产品的零部件，有大量是日本企业生产的。由于华为的产量减少、出口减少，也影响到对日本零部件的需求，最后日企方面蒙受了80多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打压华为，受损的不仅仅是华为和中国企业，由于中日间密切的经贸联系，也间接地打压了日本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中间也有所顾虑，因为日企也是受害者。这是中日经济的许多领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势的体现。

而在中国市场和汽车方面的合作就更明显了。电动车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会逐步全面取代燃油车。包括日本的本田、丰田都提出转型战略，要在10年内转向完全生产电动车。除了丰田准备在上海投资年产12万辆的电动车工厂外，本田在跟日产合并后，也决定在广州和武汉投资生产电动车。除了电动车转型外，他们的目标也包括在华销售。毕竟中国才是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如果没有中国市场，日企的电动车卖给谁去？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的当下，日本企业大举对华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利好。中国需要吸引外国投资，日本的大企业也要进入中国的市场才能赚钱，所以中日经济上的合作是双赢，也不应受到两国舆论中的极端情绪干扰。这次中日关系的改善从加深人文交流、高层互访开始，整个是相互联系的一盘棋。

**观察者网：**随着双边关系出现改善势头，包括明年日本将召开大阪世博会，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好这个契机，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长远、战略性的指引打好基础，比如形成新的共识文件？

**廉德瑰：**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1998年、2008年两份联合声明，再到2014年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我认为未来确实有必要通过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来规制、指导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特别是要提出新愿景。

一方面，早年签署的声明文件往往不能应对许多新现实；另一方面，2014年达成的四点原则是共识性的，也针对了中日关系中重要的具体问题，比如历史问题该如何认识，钓鱼岛问题该如何认识，但没有过多的展开。

中日双边关系还是存在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指引，比如围绕海洋问题，中日民间交流的基本原则，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愿景等等。包括日本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这样的新问题，是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危险还是机遇？未来中国又应如何看待日本，会是一个右倾化的日本，还是坚持和平主义的日本？

在2014年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基础上，要签署一份类似《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样的两国之间的重大文件，其内容将十分复杂，也需要高屋建瓴的站位和慎重周全的考虑，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够尽早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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