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中美贸易战如何应对？特朗普内阁三大新动向值得关注

卢锋：

特朗普胜选以后各方热议，我借这个机会就中美经贸关系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特朗普新政有很多与过去是一脉相承的，但也会有一些新内容，我想对其三点动向做初步察讨论。第二，中美经贸关系下一步怎么走？在观察过去几年演变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做一些前瞻性讨论。最后简略探讨我国应对政策。

所谓三点动向自然不是针对实际政策，而是基于现有信息对其后续政策走势的一种推测，现在提出探讨后续还可以继续观察研究。特朗普这次选战是超预期大胜，从政治学角度来讲几乎是一次乌龙事件，几个摇摆州翻红导向特朗普，出乎意料。这个重要变化，反映出美国或发达国家现阶段民意变化的一些新特点。

1. 特朗普内阁财经官员七人六部

特朗普胜选后快速组阁，与经济相关的大概有七人六部。其中关键职位的财政部长，由全球知名对冲基金资深人士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担任，他曾任索罗斯对冲基金掌门人多年，在全球范围主营做空交易，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大国关系的判断，有时候会纳入到他的交易模型中。贝森特被提名财长前，曾对媒体系统阐述国他有关美国经济3-3-3方略，包括削减预算赤字、放松管制和增产传统能源，提供了观察他设计实施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背景信息。

即将出任商务部长的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是华尔街金融家出身，其公司还经营稳定币-泰达币（Tether），这对后面观察特朗普比特币政策转变具有参考意义。另外就是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另外一位以企业家身份从政的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主管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设立这个部门对美国联邦政府而言是破天荒的，对特朗普新施政意图负有重大使命。另外考虑马斯克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和认知，对后续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是否会产生某种影响，也是有意思的观察点。

特朗普首任时期重新定义了美国经济与安全的关系：指出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安全影响到国家安全的理解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个理解以及对华政策新方针，实际上被拜登政府大体接受。与这一新命题相联系，我们看到近年担任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助理职位的高官，他们关心和讨论问题时常会“越界”涉及经贸关系议题。所以候任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茨（Mike Waltz），这里也被看作是财经团队相关的内阁人员。

远距离观察特朗普新内阁成员构成，会发现他们对特朗普理念的共识度上升了，但是也增加了某种多元复合性，这方面特点后续会有什么影响也值得关注。

回想2018年1月份随团去美国参加“中美经济二轨对话”，当时美方对华关税战尚未开打，但是我们在DC会见财经和安全部门官员时，已感觉到对方画风完全变了。这促使我在回程航班上草拟了一份简报初稿，提出中美贸易战风险会显著增加。从2010年开始我们对话团队每年都会去DC拜会这些联邦政府部门相关官员，2018年初完全不一样情况在于，对方不约而同地表达抱怨、委屈、倾诉或控诉，给我和团队同事都留下很深印象。

但是今年与2018年比较又有点不一样，美国官员似乎有了一点反省、自责。例如美国候任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目前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面临的困境，“不怪中国”而是要“怪我们自己”，既有点悲情也有些自省的意思。美方政要和精英在评论内外形势时，常提到这是大变局的开始，甚至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些经常略带夸张的表达，或是凸显美国经济社会内部矛盾和危机风险，或者强调外部环境特别是中美竞争态势派生的压力。

未来难以预判，然而有一条可以确定，就是美国会拿出其全部心智和能力来应对中国。

当然，中美大国经贸博弈结果如何，并不取决于美方政要精英的意愿，而是由双方和世界其它经济体的认知和选择等复杂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及其未来消长演变是观察中美经贸关系走势的关键。基于这一理解，谈谈特朗普新政三点可能的动向。

2. 美国经济增长困境与超常选择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经济政策有同有异。相同点之一是两党都追求经济增速最大化；另外新世纪以来绝大部分年份都在实施超常货币政策，两党对美联储具体政策或有微词和质疑，然而在货币防水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但是两党有关财政和监管政策立场差别明显：民主党偏好做加法，表现为比较热衷于加税、扩大支出（社保、新能源投资等）、加强监管等，共和党则倾向于做减法，喜欢在如减税、削支、去监管等方面做文章。

下一步特朗普要实现MAGA目标，无疑也会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但是实现增长目标面临前所未有的制约条件与困难，因而不得不试图通过政府瘦身的超常手段谋求高增长。对此可通过候任财政部长贝森特早先对媒体系统表达的经济政策思路加以分析。贝森特把他的政策思路概括成3-3-3目标，其中一个3是要求经济增速达到3%。目标意愿可以理解，但是实现目标面临多重客观约束，因而不得不诉诸超常手段腾挪应对。

为什么3%增速难以达到？首先看以上图形数据，上个世纪美国长期经济增速确实曾经达到过3%以上，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速大体在2%上下，过去4年比2%高一点，主要是由于疫情期间实施超常规刺激手段，同时引发了40年未遇的通货膨胀。可见从较长期历史表现看，很难达到3%。

其次从潜在增速与现实增速关系看，也很难使得未来增速显著持续提升。例如从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看，近年高通胀意味着现实增速超过潜在增速，如果要拉低通胀，通常要接受较低经济增速。另外美国失业率水平也处于历史低位，从奥肯关系角度看现实增速也高于潜在增速。

再次从目前经济形势看，美国后手很难满打满算尽情透支货币与财政刺激工具。经过美联储高利率和缩表的紧缩治理，美国近年通胀水平已经较大幅回落，但是下图数据显示彻底制服通胀仍面临服务项目通胀粘性制约，受到这方面因素以及其它结构性因素变化制约，后续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像疫情前十余年那样火力全开，难以重回零利率加量宽的超级宽松状态。

财政政策受缩赤目标制约更无法继续大手刺激。贝森特的“3个3”目标第一点就是到2028年要把联邦财政赤字率降低至3%。减赤目标本身不错：下图显示美国联邦债务率超过二战时期达到历史新高，近年高利率和高收益率环境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利息支出大幅飙升，使得早先美国学界依据一段时期偿债率走低事实认为负债率高低与财政可持续无关的观点不攻自破，可见美国确实要整顿财政削减赤字。问题在于如何做到？下图显示美国疫情以来年均赤字率是9.6%，疫情前2010-2019年年均赤字率约为4.8%。要把它大幅压缩到3%，且不说能否实现，财政政策无法持续宽松是肯定的了。

在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受限背景下，要把经济增速提升到3%，只好另辟蹊径剑走偏锋，通过“去监管”去提升潜在增速。“去监管”是共和党传统政策药方，但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新政“去监管”，不是一般意义上通过立法或总统行政令减少管制，而是要借助“去监管者”来“去监管”：通过设立上述政府效率部，“刀口向内”大幅裁减官僚人数，从而釜底抽薪地减少各类管制政策，希望由此释放经济活力提升潜在经济增速。

我曾用“宏调保稳定，改革上台阶”来概括当代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强调改革时期不同时段推出的重大改革开放政策，释放了特定时期经济增长潜力并推动经济迈上新台阶。虽然美国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制度环境根本不同，然而考虑破除过度不必要经济监管措施，也具有体制和机制改革含义，因而从积极角度观察美国上述政策设计有点类似于“改革上台阶”的意思，在逻辑上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问题在于现实能否走得通？特朗普试图借用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大幅减员增效做法，把企业治理经验直接移植到国家层面，这个新奇大胆设想是会让美国经济凤凰涅槃？还是会打开混乱甚至灾变的潘多拉盒子，只有时间才能回答。 “去监管者”触及官僚体制内部核心利益关系，触动近现代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这样史无前例的“刀口向内”改革，无疑会面临无法预判的巨大阻力和风险。

3. 叫板“金砖国家货币”与捍卫美元地位

特朗普10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喊话，宣称要对金砖国家的货币采取制裁措施，并且说任何要挑战美元国际地位的企图都会受到遏制。这段喊话凸显特朗普常有的捕风捉影与渲染夸张表达风格，在美国国内受到学界人士的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这个动向预示，特朗普政府或许会改变早先对去美元化潮流至少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的相对中性或克制立场，转而从维护美元国际地位出发，正面遏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时代潮流。

首先要明确指出，上述议论所指的“金砖国家货币”实际并不存在，特朗普表态有自说自话和借题发挥性质。

金砖国2023年8月扩容成“10（成员国）+13（伙伴国）”格局，“大金砖合作”致力推进经贸财金、政治安全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今年俄罗斯是金砖国家峰会轮值主席国，在喀山举行“大金砖合作”机制构建后第一次峰会，国际上对金砖国在货币领域合作有一些讨论。然而喀山金砖国家峰会公告仅有一句话提到“金砖国家要推进跨境支付和本币结算领域的合作”，根本没有提及金砖国货币安排。包括国内社交媒体有关金砖国货币讨论，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推测并不乏炒作成分。

另外从国际货币使用指标来看，一段时期以来人民币使用程度有所增长，然而美元地位总体并未大幅下跌，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的绝对优势地位，可见美元地位并不存在很紧迫的危机。正因为如此，美国有专家认为特朗普上述高调喊话，显得好像别国利用美元是对美国恩惠，其实是多此一举缺乏信心。

但是，从当代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演变趋势看，特朗普的最新喊话也传递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信息。

首先是折射美元地位遭遇质疑和面临压力的现实。虽然美国综合实力仍维持超级大国优势地位，然而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追赶背景下，美国常规经济优势和相对竞争力趋势性减弱，使得美元霸主地位渐有心余力绌之感。虽然国际货币具有特殊的自我加强机制，因而宏观经济相对实力与国际货币地位消长并不存在线性关系；然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事物，终究会在一定条件下消亡，美元地位不可能永久维持。

其次是试图遏制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呼声。美国经济政策失误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和近年大通胀，都给全球经济造成损害并对维持美元国际地位产生不利影响，呼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潮发生在金融危机以后发生的不是偶然的。另外美国频繁实施货币和金融制裁，透支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性影响力，客观上推动国际上去美元化的努力。特朗普意识到美元面临风险并试图遏制。另外他提到“不会支持任何其他货币来取代强大的美元”，后续是否会直接杯葛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也值得关注。

再次是反映特朗普早先相关政策立场可能转变并会派生新矛盾。特朗普第一任时总体上倾向弱美元，以求配合实现减少贸易逆差和扶持国内就业目标，美元指数实际上也有所回落。今年美国大选期间，他的副手万斯强调支持弱美元，甚至认为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也没那么重要。特朗普最近高调喊话所谓“金砖国家货币”，在逻辑上似乎有偏离早先弱美元立场的意思。然而如果真要通过鼓励强势美元来维护美元国际地位，又会与其改善国际收支目标相抵触。可见相关政策处于矛盾纠结中。

最后也间接提示新兴经济体随着经济追赶推进其本币国际化，需要生产供给与消费能力同时过硬；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亟需补齐最终消费能力不足短板。

对此可这样观察：美国目前动辄用关税大棒谋求自身利益，它之所以能这样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内消费市场，在这个基础上还有巨大规模的逆差，这就是特朗普上述喊话中威胁说“他们可以去找另一个‘冤大头’（sucker）”的背景逻辑。一般而言，一国外部大规模外部逆差，本身是经济实力偏弱的结构特点，但是在特殊环境下反而可能成为对关税战有利的条件。

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为例，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4278亿美元，中国自美国进口1364亿美元。如果美国选择对我国出口到美方商品三分之一约1428亿美元加征关税，我国同期反制措施不可能在数量上超过1364亿。2018年关税战，美国实际上利用这个客观条件占据短期博弈的技术性主动权。

一个新兴国家谋求其本币国际化，其母国不仅要有强大的生产力即经济供给能力，还要有一个依托于足够居民收入水平的充沛饱满的消费能力，两者不可偏废。当然，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普通人民的收入消费及经济福利水平，本身是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并非为了谋求本币国际货币地位。但是上面观察提示一点：一国不可能既要提升本币国际货币地位，又要抑制居民消费并靠外部顺差过日子。

4. 试图转变比特币政策以谋求新优势

第三点动向是特朗普对比特币政策立场U型反转。

今年7月27日，特朗普现身比特币年会并发表长篇演讲。他宣称比特币市场规模未来将超越黄金，主张美国应将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表示美国将通过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来加强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优势。

特朗普在其首届任期时对比特币颇为反感，批评比特币“无中生有不具备价值”，会损害美元地位，并给洗钱犯罪提供便利，因而其政府对比特币采取了严厉监管立场。例如2020年Facebook曾计划推出数字货币Libra（后改名Diem），特朗普批评Libra，强调美国只有一种真正的货币，那就是美元，任何其他试图取代美元的加密资产都应受到严格监管。由于美国国会与政府的抵触立场，最后这个Libra胎死腹中。

如何理解特朗普对比特币立场的冰火两重天转变？最初媒体较多是选战策略角度加以解读，认为特朗普参加比特币年会并演讲，是为了扭转哈里斯替代拜登后民主党选情一度好转带来的压力。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2000万持有比特币的主体，其中有美国选举权群体的投票立场，一定程度上或受到竞选人比特币政策取向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比特币政策转变争取到一定数量选票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选战解释有些牵强，因为特朗普对比特币态度更早时已经转变。例如2022年特朗普就已通过自创社交媒体网站TruthSocial发行几万个NFT（Non-Fungible Token），定价99美元一张，可见他早就开始接触并利用加密货币技术了。据报道，今年初特朗普约见比特币业内资深人士讨教比特币行业知识。

此外在共和党内还有其他重量级人士在推进比特币友善政策。例如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辛西娅·卢米斯（Cynthia Lummis）今年7月31日提交《美国比特币战略储备法案》（BITCOIN Act of 2024），建议设立“比特币购买计划”，通过五年增持拥有100万枚比特币。南卡罗来纳州非裔参议员蒂姆·斯科特（Tim Scott）等人近年也在国会推动对比特币发展有利的立法。另据报道，民主党高层也在朝减轻监管和比较友善方向重估其比特币政策。可见调整比特币政策，在两党特别是共和党内应是趋势性变化，不完全是特朗普临时起意。

特朗普胜选以后，比特币价格上涨约5成。12月4日特朗普宣布提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委员保罗·阿特金斯为SEC下一任主席，而阿特金斯正是以支持加密货币政策的立场著称，结果当晚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10万美元大关。下图数据显示，比特币问世后十几年内虽然历经波折，但是依次迈上6个指数级台阶，达到目前10万美元/枚上下价位。

如何理解特朗普立场转变的长期因素与政策考量？虽然我对加密货币技术是外行，仍愿从加密货币经济属性及其与美国宏观经济及大国博弈关系，粗略提出几点讨论。

首先可能是比特币在逆境中演化成长客观形势推动了认知转变。北大国发院徐建国教授专门写过有关比特币专著，系统描述了比特币的成长过程。比特币以传奇方式出现后十几年间，虽在大部分国家遭遇严格监管甚至禁止性打压，然而仍能保持活力并生生不息地演化发展，显示有内在逻辑与生命力。曾在市场摸爬滚打的特朗普对此应有领悟力，在意识到消极封堵政策存在误区后，干脆采取“打不赢就联手干”的策略转而积极利用。

其次，比特币对缓解美国财政困境或有潜在价值。据报道，美国政府通过最近几年的执法，已积累了约21万枚比特币，占比特币总存量的百分之一左右。即便按照目前10万美元单价mark to market，也已有百亿美元价值。考虑比特币供给上限派生的绝对稀缺性，结合其过去十几年迈六个指数台阶的价格走势，不能排除其未来价格继续增长的可能性。这样看来，增持比特币或许对缓解美国的财政困境或有意义。

再次，比特币技术原理内嵌的非中心化属性，与特朗普质疑当代国家治理中心权威的理念，本质上具有某种契合性。最初特朗普基于原有经验和认知，先入为主地关注比特币某些特定功能影响，对其持抵触和反对态度；后来或领悟到比特币非中心特质具有可利用价值时转而大力追捧，并反过来高调责难民主党高压严管政策。例如，特朗普多次高调指责美联储，对其法律赋予的独立地位表示不满，力挺比特币或许能使他多一点牵制美联储的筹码。

又次，比特币对未来货币体制创新或有潜在价值。比特币底层技术决定其供给上限，使其就稀缺性而言与黄金比较有过之物不及，在潜在意义上或具有某种储备资产功能。另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稳定币，可挂钩某个或若干个主权货币，具有形成一种新货币体制的潜能。这方面情况引发借助比特币技术构造所谓“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联想，虽距现实遥远然而也不能说纯粹是天方夜谭。另外在美国经济遭遇巨大危机的假设情境下，新货币安排或能为应对危机提供备选手段。

最后，如果特朗普押对了比特币具有战略意义这一宝，考虑美方在比特币领域涉足较早，可能会获得某种主动性并倒逼其他国家跟进，形成所谓主权级“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11月底签署一项法律，正式承认数字货币为资产，并出台免除加密货币开采和销售的增值税以及其他相关优惠政策。如果比特币能提升美国影响力，也会给特朗普提供一次自夸“自嗨”的机会。

当然，资产价格上涨永远会有过度泡沫化的风险，对比特币这样具有独特供求关系和价格表现的资产更是如此。设想未来比特币价格能继续延续过去十几年指数级增长趋势，在更高价位泡沫破灭可能会对比特币大量交易国家的经济和金融造成严重冲击。有利和消极情景哪一种会变成现实，关键取决于在比特币市场合法化和持续成长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有效监管能不能跟得上。由于比特币性质特殊，创新合理有效监管必然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5. 看清中美经贸七点经验事实

最后简单讲一下中美经贸关系近年演变、现实风险与我们需要如何应对。

过去七八年美西方系统调整对我国经贸政策与战略方针。包括美国对华采取加征关税、技术限制、投资管控、国际联手等手段遏制。美国发布新版指责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NME）报告，欧盟也发布两版中国经济市场扭曲报告，显示其对我体制认知误读加深。整体对华定位倒退：美《国家战略报告2017》定位为挑战者，欧盟从早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倒退到三重身份定位。

面对美西方政策环境变化，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概括起来大体有这么几条：对美国单边措施敢于反制斗争，对美西方不同国家区别对待，坚持主动扩大开放，推进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应对外部卡脖子举措，制造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布局。同时坚持要求美欧对华政策回到正确定位：对美坚持“十二字”方针，对欧盟批评其错误认知导致定位倒退。

上述环境转变背景下，特别是2018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经济脱钩断链风险显著上升。但是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可以通过基本经济数据来看七点经验事实。

第一，从中美整体、货物和制成品贸易数据看，基本增长趋势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但是由于政策冲击贸易波动性上升，另外两国贸易所占整体贸易相对份额显著下降。份额下降始于更早时期，不过近年明显加快。

第二，从双边贸易结构看，我国最具有竞争优势和顺差规模最大的三个部门，受关税措施较多的两个部门顺差增长减缓和收缩，受关税措施影响较小的杂项制成品顺差增长较快。我国对美国初级产品进口近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显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我国在履行有关承诺方面所做的努力。初级产品中我国对美逆差最大的三类产品，是油籽和含油水果、天然气煤气、石油和石油制品。

第三，美国对我出口的优势产品即顺差产品，包括油脂谷物农产品，石油天然气化石能源产品等，其总体对华出口规模占我国进口总量比例不到10%，显示中美经济互补性与扩大合作客观存在较大潜力。

第四，从贸易转移角度看，中美双边贸易承受关税压力条件下，受到直接投资等因素影响，贸易活动向第三方转移，使得双边原有直接经贸联系采取迂回方式实现。数据显示，中墨贸易顺差变动与墨美贸易顺差变动表现出一定相关性，另外中越与越美、中泰与泰美顺差关系也有类似特点。这其实是符合开放经济规律的现象。

第五，双边直接投资也出现明显变化，但是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降幅要显著大于美对我直接投资变化。这显示美国对我国投资保护政策力度不断收紧，我国近年总体上对外国投资开放度有所提升，但是在双边整体关系承压背景下美国对华投资相对比例仍趋于下降。

第六，从证券投资看，美对华证券投资相对规模到2021年后才大幅减少；我国对美证券投资持续调减，不过开始时间远早于上次特朗普冲击导致的双边经贸关系紧张，相关趋势性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与关税战关联度较低。例如，受多方面其它因素作用，我国持有美国国债同样早就开始调减。

第七，双边人员往来出现较大幅回落，与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有关系，但更大程度是疫情冲击导致的结果；数据显示近年相关指标快速复苏，但是与早先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受两国关系紧张以及疫情冲击影响，我国赴美留学生相对规模近年显著回落。

基于事实概括一下，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叠加疫情的冲击，使得两国经贸关系初步出现明显疏离甚至局部脱钩的动向，这在人员交往方面比较突出显，在双向投资与贸易占比等指标上也有明显表现。不过双边贸易指标趋势仍在延续，显示得到结构互补性和规律性力量支持的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相当韧性。

由此可见，美国加征关税人为制造壁垒，确实会增加双边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并对原有分工贸易格局造成冲击，然而这种来自市场外部的干预力量很难真正斩断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包括通过其它第三国所实现的间接迂回联系。当然，美方或许会加码脱钩努力并试图“堵塞”第三国所谓漏洞，然而经济规律作用仍会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方式做反应，未来演变进程不会完全按照某种政治意愿展开。

下一步会怎样？八年前特朗普胜选后人们广泛预期中美关系可能生变，但是2017年双边谈判达成“早期收获”协议，年底特朗普访华在推特上多次点赞中国，当时国内媒体甚至认为两国关系“轻舟已过万重山”，直到2018年3月底美方公布301调查报告才拉开关税战序幕。这次情况不同，预计特朗普2.0冲击更可能在他就职后不久就会发力，并对两国经贸关系带来更为复杂的负面影响。

今年特朗普竞选时表示要对中国加征60%关税，关税措施仍是其经贸关系领域施压的关键手段。下表美方关税措施的若干预测结果显示，60%关税冲击可能拖累我国经济增速1%-2.5%，并对中国周边国家及全球经济造成损害。即便仅加征20%或10%的关税，也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收缩0.7%或0.3%-0.4%。在国内宏观经济面临需求偏弱与经济动力不足形势下，美方关税政策冲击对我国显然是需要重视的风险。

另外一个重大潜在冲击，是美方可能会试图取消对我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即所谓“最惠国待遇（MFN）”。

2023年12月，美国国会跨党派“与中国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名为《选择、预防、建设：赢得美国与中国经济竞争的战略》报告，所提150项建议中取消中国PNTR被列为首要任务，并提出12项相关建议，包括将中国归入新关税类别，在相对短期分阶段实施；恢复“中国保障机制”，使美国能够更容易对中国实施关税或其他限制措施；允许将关税收入用于开拓新市场，抵消对农民、牧场主和工人的不利影响等等。对此拜登政府深知影响巨大未敢轻举妄动，特朗普上任后如选择更强硬立场可能会就此做文章。

还有一点重要不确定因素，是美国的盟友态度会怎么？美国政策的强势转变，欧盟及美其它盟友如何应对特朗普2.0冲击存在不确定性。美国盟友大都会质疑和抵制特朗普政府的激进保住主义政策立场，但是最终是会形成一种新的整合度更高的美西方阵营？还是盟友离心力加大导致美西方内部分裂，出现新的“次阵营”重组？欧盟内部矛盾面临美国高压会如何演变？这些对我国外部经贸关系可能具有中美关系演变类似量级的影响。

6. 两手应对外部冲击，国内推进经济再平衡

给定特朗普新政或使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承压的形势，我们需要有两手应对准备。

一是作为新兴大国，无疑要坚持原则并维护自身发展核心利益。基于对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知，坚定大国发展趋势不会因外部环境变化而逆转的信念。我国曾采用关税措施反制美加征关税，考虑对美顺差规模巨大后续未必会重复上次经验，不过反制策略仍是可能选项之一。针对外部环境演变，近年我国逐步建构制裁外国经济实体和个人的法规体系，这类工具仍可适当采用。我国对某些战略性稀有矿物资源开采与加工具有不同程度影响力和控制力，在经贸博弈中可适度发挥其杠杆作用。另外，我国在双边、区域与多边场合，可基于事实和逻辑批评和抵制美方保护主义措施。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维持大体和平稳定国际环境对我根本上是更为有利的。一个现实事例是我国新三样产业爆发式增长，要实现其国际领先的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销售市场至关重要。因而无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自身发展要求考虑，都应积极维护和争取和平外部环境，充分发挥新兴大国的特有能动性与影响力，在大国博弈同时谋求大国经济和平共处。

全球经济动荡不符合任何国家利益，需督促美方关注其政策实施对国际经济的冲击。我国可结合国内市场需要适度增加美国优势产品进口，考虑建议就中美开启第二阶段经贸关系谈判。特朗普就任意味着拜登政府新能源政策将再遭挫败，不过特朗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新能源ODI，对此双方可积极沟通。中国需升级“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美学界也提出“新能源马歇尔计划”，这个议题虽非特朗普政府优先事项但也存在合作潜力。目前全球经济发展被气变、债务、低增长和贫富差别等多重危机所困扰，客观上需两国在G20、WB、IMF等多边框架内合作。

大国外交是政治，夯实国内经济发展根基，是大国应对外部环境变动的基本功。针对国内经济近年存在的“供强需弱”与双重不平衡矛盾，需把宏观调控、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举措结合起来，通过推进国内经济再平衡统筹应对目前内外经济形势挑战。

在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财政政策需对改善收入分配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通过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显著提升居民收入占比，提升跨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短期或可优先考虑适度加大运用中央财政事权，提高最困难人群每月仅200元养老金水平，帮助免去这部分居民每年400元左右医保缴费。

无需追加财政投入的体制改革有实质性意义：包括农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有效加强提升法制水平等，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应对需求与信心不足问题。例如农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激活居民消费，对此学界具有较大程度共识，有关改革试点或部分区域改革推进多年，需下决心实施突破性改革。

需审时度势调整优化公共资源投入配置结构：我国公共部门资源长期较大比例投向供给端有其历史合理性，针对现实发展阶段与内外环境变化，需调整配置结构适度增加支持民生的比例，特别是让低收入人群保障水平得到逐步提升。这类资源投向结构改变举措，在逻辑上不需以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为前提。

经济再平衡进程有效推进，将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具备更为稳健坚实基础，也会有利于我们管理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总之，观察美国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一方面彰显我国经济发展的多方面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折射目前面临的经济不平衡与现实矛盾。如果能在国内以再平衡为主线深化改革理顺关系，外部两手并用稳慎应对特朗普2.0冲击，我国经济不仅能克服目前困难，还完全有能力启动新一轮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并为实现2035年经济初步现代化目标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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