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岚：“AI曼哈顿”背后，游走着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心智观察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青岚】

本周，美国国会某知名委员会年度报告提出的“AI曼哈顿计划”，在国内引发了广泛关注，不过舆论场上的讨论虽热烈，却普遍在对基础信息的梳理与解读上仍有未尽之处。

从文本上看，报告中的曼哈顿式计划（Manhattan Project-like）建议国会向行政部门提供慷慨的拨款和授权，以资助“领先人工智能、云和数据中心公司”，致力于竞争并率先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能力，而在联邦机构中，特别强调了应要求美国国防部按照所谓“DX评级”，将军费向人工智能业界倾斜。

对美国政策圈稍有理解的读者，此时应当已经嗅到了浓烈的“充值”气息。

奥秘的答案并不难找，就清晰写在这份报告的作者名单中。

作为该委员会“当红炸子鸡”的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不仅是唯一具有大型科技企业高管履历的成员，而且在不久前，接连被聘为军用AI巨头Palantir的CEO高级顾问和Palantir防务政策基金会会士。

而正是这位赫尔伯格，在华邮、路透等媒体近日采访中，俨然成为“AI曼哈顿”的默认发言人：“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能够率先利用技术快速变革时期的国家，往往能够对全球力量平衡造成重大影响，中国正在全力冲刺AGI，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对待这一威胁”。

显然，登堂入室的“AI曼哈顿”倡议，与此公关系密切。

然而细看赫尔伯格履历，却与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形成鲜明反差。直到2016年，他还是一个典型的湾区“nobody”，其简历上列出的GeoQuant等创业经历，甚至被人扒出是纯粹的空壳公司，可就是这样一个刚离开大学校园不久的年轻人，却在2016年后如火箭般向上流社会蹿升，谷歌政策顾问、CSIS兼职研究员、斯坦福大学某二级学院顾问……一个又一个知名机构+注水头衔，短时间打扮出一个如同“洗澡蟹”一般的青年精英，并最终使其得以进入高规格的参议院附设机构。

这种“励志”逆袭，当然是因为其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而那个能量巨大的政策游说团体，自然不会只在国会山发力。

为AGI产业政策立法预热的同时，以赫尔伯格及其同性伴侣、“Paypal黑手党”大佬基思·拉博伊斯（Keith Rabois）为代表的硅谷精英也赫然位列特朗普2024选战主要资助者名单。

这样的“巧合”也就令人不难理解，为何上一个科技领域“曼哈顿计划”——《芯片法案》，会在签署短短两年后骤然失宠，近期遭到特朗普过渡团队点名唱衰。

毕竟，与白花花美元流向台积电、三星相比，补贴AI产业，显然不会有肥水外流的弊病，而当美国AGI产业明星山姆·奥特曼端出7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联邦政府不凑一点“份子钱”也是难以想象的。

新瓶装旧酒的熟悉套路，无疑清晰展现了当下硅谷科技精英在华盛顿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从通用人工智能的神话建构，到对紧迫国安威胁的恐慌渲染，“AGI关乎大国竞争胜败”的叙事已经越来越成为朝野共识，成功的议题设置与动员，正使一整套为硅谷商业生态量身打造的政策体系加速成型。

对于这样的影响力，坊间不乏庸俗化解读，将之视为今年选战期间政客与金主高度个人色彩的交易。

诚然，马斯克和特朗普两大IP可以完美嵌入这一故事框架，但如果将视野稍微拓展，就不难发现除了热情高涨的马斯克，其他硅谷巨富们的关注领域仍然普遍聚焦于科技政策。

事实上，硅谷与华盛顿之间的融合，早已超越了“现做现结账”、“花钱保平安”的选战投机。建制化的游说机器，使代表硅谷利益的政策获得了穿越选举周期的稳定性。如在高呼废止《芯片法案》的同时，拜登时期的对华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却赢得了特朗普过渡团队高度赞誉，莱特希泽甚至直言民主党做得“非常出色”。

因此，在事件解读之外，对这个硅谷与华盛顿之间搭建起来的影响力机器，同样大有挖掘的必要。

将合适的代理人送到合适的位置，在合适的时机设置合适的议题……这种在华盛顿权力迷宫中精巧而老道的谋篇布势，显然既不是硅谷科技巨富们的长项，更无法保障足够的时间精力投入。

那么，使东西海岸精英得以实现“对齐”、弥合话语和理念鸿沟的，是否另有隐身于幕后的“指挥家”？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1月，与军工复合体“老钱”颇有渊源的智库—未来联盟，发布了其编制的《勇敢者榜单》，以表彰所谓“对消除恐慌至关重要的行业的顶级投资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在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生态圈中最有分量的资本大佬。

这份榜单上位列第一的，既不是硅谷左右翼代表人物埃里克·施密特和彼得·泰尔，也不是异军突起的“一字并肩王”埃隆·马斯克，而是一个中文世界略显陌生的名字：

吉尔曼·路易（Gilman Louie）

（这份榜单排名第14位的Keith Rabois，正是“AI曼哈顿”倡议者Jacob Helberg的同性伴侣，亦是Palantir早期投资人）

这位在财富绝对值上并不起眼的人物，却在美国科技界与军情界有着一系列极其“过硬”的履历：

大名鼎鼎的CIA投资公司In-Q-Tel创始人及首任CEO；

Palantir、Keyhole（后来的谷歌地球）天使投资人；

在美国科技政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能国安委（NSCAI）成员；

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

美国国务院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

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DIB）成员；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主席……

吉尔曼·路易的最新身份，则是美国前沿基金会（AFF）创始人与首席执行官。该基金聚焦于所谓“深科技”产业投资，并实际运行着美国政府大张旗鼓宣传的印太地区“四方投资者网络”（QIN）。

美情报界高官曾坦言，AFF的设立是为了解决一个关键矛盾，即私营部门专注于利润的需求并不总是能很好服务于国家安全。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AFF明确鼓吹“美国必须引领下一次工业革命。争夺前沿技术领导地位是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的核心，我们需要所有美国人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新的美国世纪”。

至于这家新基金的出资人，则罕见集齐了埃里克·施密特和彼得·泰尔，能够驾驭光谱两端超级金主同时下注的平台，足见吉尔曼·路易在硅谷真实江湖地位。

这位如同水下冰山般的人物，其实是如假包换的华人，汉名雷富伦。

Louie这个看似法国化的姓氏，亦是旧金山华侨社区中“雷”姓的台山话发音拼写，如抗战时期飞虎队华裔王牌雷炎均，其姓名拼写即为Louie Yim-qun。

在硅谷商业史上，从黄仁勋、苏姿丰、袁征到杨致远、陈福阳，乃至美满电子创始人周秀文戴伟立夫妇，财富较吉尔曼更为耀眼的华裔企业家大有人在，但其面对政治议题却普遍表现出独善其身、逆来顺受的被动作风，论起在华盛顿长袖善舞的意愿和能量，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与雷富伦相提并论。

这位极其罕见的“非传统”华裔硅谷精英，又是怎样实现了从上“菜单”到上“餐桌”的涅槃？

时钟拨回到1982年。

这一年，还是在校生的雷富伦用父母房子做抵押，贷款3万美元创办了软件技术公司Nexa，成为或许是硅谷历史上最早的华人IT创业者之一。

Nexa团队清一色的东方面孔，为这家寄身在旧金山市场南（SoMa）贫民窟的初创公司带来了意外的商业机会。1984 年，一家日本大型软件公司ASCII将射击游戏《1942》的开发工作外包给了Nexa，这款大获成功的游戏，为雷富伦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或许是被商业成功唤醒了另一种儿时渴望，26岁的雷富伦很快作为候选人投身旧金山教育委员会改选，可惜未能成功。有趣的是，另一位与其同时参选的华裔余胤良，则在从政的道路上一路凯歌，直至成为煊赫一时的加州参议员。

不过这次正面进攻失利后，命运很快为雷富伦开辟了一道“后门”，三十年后，余胤良已经在一场离奇的调查中被迫退隐，而雷富伦则俨然成为了硅谷最有权势的华裔大佬。

这道“后门”，就是雷富伦遇到的特殊“贵人”。

1986年，作为在美IT业布局的一部分，英国媒体大亨罗伯特·麦克斯韦（Robert Maxwell）以23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Nexa，将其与另一美国软件分销商合并为Sphere公司，由雷富伦出任董事长。

这次看似乏善可陈的小额并购，其实隐藏着一个重要的背景信息：麦克斯韦本人与美国、英国、以色列情报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1991年，在企业软件史上早期黑洞之一的Inslaw事件愈演愈烈之际，深度卷入其中的麦克斯韦在游艇上“意外”坠海身亡，随后在耶路撒冷橄榄山犹太公墓举行的葬礼上，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为其亲致悼词，表示：“他为以色列所做的贡献比今天所能说的还要多”。

尽管麦克斯韦斯人已逝，但进入到他编织的国际网络，显然为雷富伦带来了有别于普通硅谷创客的诸多特殊机遇。

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美国情报社区开始出现如何更好运用新兴技术的讨论，时任中情局科技副局长露丝·戴维（Ruth David）提出了一种全新思维，认为政府机构不应等待私营部门新技术成熟之后再进行采购，而是需要建立深入产业界的触须，了解处于开发阶段的新技术并评估其潜力，基于这一理念，In-Q-Tel应运而生。

知名猎头公司海德思哲（H&S）接受委托后，为In-Q-Tel物色的首任负责人正是雷富伦，顺带一提，日后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埃里克·施密特，同样是通过这家公司的推荐接掌谷歌CEO一职，为海德思哲带来了价值高达上亿美元的谷歌股票期权回报。

言归正传，彼时已是成熟企业家的雷富伦，对于CIA的招揽表现得十分积极：“现在钱不是我生活中的首要任务，总有办法赚更多的钱。以硅谷的标准来看，我并不富有，硅谷每天都有63位新的百万富翁，所以我只是随大流，（是时候）把为他们赚了这么多钱的东西放回系统里了”。

执掌In-Q-Tel的几年时间，将雷富伦迅速磨练成了链接硅谷与华盛顿之间资源的首要人物，而Palantir，无疑是其投资记录中最为耀眼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根据雷富伦回忆，其与Palantir最初的接触只是为另一家创投基金帮忙，评估一下该公司是否值得投资。不过在与彼得·泰尔见面后，两人之间显然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In-Q-Tel不仅参与了Palantir融资，雷富伦本人还出任该公司顾问，几乎是手把手指导了Palantir的产品定义和市场拓展：“我在黑板上写下：‘它需要看起来像这样’，团队在两周内制作了一个模型，然后我立即带领该团队进入中情局大楼，演示如何解决我们所说的反恐问题，他们才了解到，这就是Palantir”。其后担任五角大楼国防创新顾问期间，雷富伦同样以极大的热情，向军方推荐Palantir软件解决方案，并将之与SpaceX相提并论。

今天，Palantir得以成为美国政企AI市场霸主，市值突破万亿人民币（1500亿美元）大关，离不开雷富伦的一份心血。

沿着Palantir摸索出的成功模式，以2018年成立的人工智能国安委（NSCAI）为标志，硅谷与华盛顿之间的双向奔赴进入到了全新阶段，而雷富伦顺理成章地继续稳坐这一生态网络中心。

为归口技术官僚打造常设智库“旋转门”、重金资助乃至培养立法行政分支利益代言人、发动一个又一个关于AI与网络安全的惊悚舆情……金钱与权势共振的魔力，使短短数年间硅谷巨富们就确立了对美国科技产业政策的话语权。

“AI曼哈顿”的倡议，显然是在为新总统任期内的AI产业政策预热，比照拜登任内对芯片巨头们的慷慨补贴，AI生态圈“后浪”们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百亿乃至千亿美元补贴的盛宴开席。

当然，对其中的大人物们来说，这样的蛋糕似乎仍然还不足够。

去年二月，美国前沿基金会一位代表曾出席科技金融研讨会，介绍了AFF的所谓“瓶颈投资”策略，即瞄准芯片、稀土等在动荡的地缘危机期间价值飙升的行业预先布局，一旦风险爆发，将会为AFF带来惊人利润。

“如果台海局势发生改变，我们的一些投资将会在一夜之间增长10倍。我不想透露型号，但我举的一个例子是某关键零部件……总市场价值为2亿美元，但它是500亿美元市场的关键部件，这就像一个瓶颈，对吧。因此，如果它只在中国生产，例如，当太平洋发生了‘动能事件’，那将在一夜之间翻10倍，毫无疑问”。

这位代表的发言，某种程度上正是硅谷顶级巨富们的意向所在，

如果说AFF的投资策略只是另类，那么结合其控制者对华盛顿决策的影响力，形如一个能够控制牌局的赌客押上重注，不能不令人感到悚然。

而此时此刻，雷富伦这位爬上硅谷食物链顶端的华人，正和他的搭档们等待着大赌注开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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