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龙：反对派掌权，叙利亚变局迎来三种可能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玉龙】

2024年11月27日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领导的“解放叙利亚联盟”在以“威慑侵略”军事行动为口号的背景下，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动大规模军事突击行动，这场军事闪电战在短短十多天里取得重大战果。12月8日，时任总统巴沙尔宣布辞职后前往俄罗斯莫斯科进行政治避难，在叙长达半个世纪的阿萨德家族统治就此终结。

最新的消息是，据叙利亚媒体10日报道，以“叙利亚救国政府”的穆罕默德·巴希尔为看守总理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当日正式接管权力。

“沙姆解放组织”底色恐难改

“沙姆解放组织”是挑起新一轮叙利亚冲突的主要推手，该极端势力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沙姆解放组织”创建于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曾用名“努斯拉阵线”和“征服沙姆阵线”，其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一度公开效忠“基地组织”时任领导人扎瓦赫里。“沙姆解放组织”极端势力具有较强的地方适应性和务实主义特征。

朱拉尼（右）在接受CNN采访时试图模仿泽连斯基

为逃避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国际反恐打击，该极端势力在2016年后宣布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对外宣称实施“温和”伊斯兰主义统治方式。但从该组织在叙西北部地区的统治经历来看，虽然并未实施严格的原教旨社会政策，但对待反对力量仍采取非常强硬的惩罚手段，其所谓温和性带有较强的媒体宣传策略和对外形象展示的特征，其对内统治模式具有较强的威权特质和伊斯兰主义底色。

首先，“沙姆解放组织”是具有政治“圣战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极端组织，其旗下庇护了多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宗教极端团伙和国际恐怖组织。“沙姆解放组织”极端势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来自“圣战萨拉菲”极端化意识形态。

但是，相较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全球化极端组织或国际恐怖势力，“沙姆解放组织”不具有全球“圣战”的政治诉求和现实目标，而是聚焦于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其政治、宗教和军事影响力。2017年以来，朱拉尼领导该极端组织逐步淡化了自身宗教“圣战主义”色彩，强化其政治“圣战主义”意识形态，注重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地区实施政治统治。

总体来看，“沙姆解放组织”在经过多年组织系统演变、意识形态更新和对外务实交往后，逐步淡化了宗教极端色彩，以务实主义谋取组织利益和领土控制，避免激发反抗其统治的反对派运动，对外洗白其宗教极端色彩，试图规避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对其采取反恐打击。

但是，“沙姆解放组织”领导层具有的“圣战”组织背景和倾向，当前对外展示的温和政策和立场可能是一种策略性行为，其具有的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底色可能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其温和外衣较大概率是一种适应性策略而非根本性组织变革。

其次，“沙姆解放组织”武装派系在伊德利卜蛰伏的七年间，逐步整合组建为一支具有现代化实战能力的军事同盟体系，在外部支持下获取了许多中重型作战装备，还拥有军用无人机等实战化作战理念与能力。

2017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极端势力不断扩大其军事武装力量规模，目前至少拥有30000人的武装力量。同时，该极端势力致力于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整合其他世俗或宗教类型的反政府武装派别，构建以“军事行动管理部”为核心的伞形体系反政府武装军事体系，加强不同武装派系之间的协调配合。

这一体系包括了“民族解放阵线”、“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荣耀军”、“努尔丁·赞吉运动”和“东伊运”叙利亚分支等武装派别。此外，“沙姆解放组织”还积极与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前身为叙利亚自由军）相关武装派别进行合作，共同在叙西北部地区实施军事协调，共同打击和应对叙利亚政府军和叙库尔德武装力量。此次“沙姆解放组织”发动所谓“威慑侵略行动”军事计划，其所属联盟的其他武装派系积极参与此次行动，包括“东伊运”叙利亚分支武装分子积极参与了进攻阿勒颇等重要的进攻性军事活动。

12月8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拍摄的武装人员 图源：新华社

在军事装备方面，“沙姆解放组织”拥有一定的进攻性中型和重型武器，在此次“威慑侵略”军事行动期间，该极端势力充分利用无人机作战方式，对叙利亚政府军武装部队、军事安全部门官员发动定点清除行动。在武器装备方面，“沙姆解放组织”掌握了自动制导反装甲导弹、火箭榴弹、火箭发射器和坦克等中型或重型武器装备。

再次，“沙姆解放组织”并非一般意义的宗教极端势力或武装团体，在伊德利卜地区建立了“叙利亚救国政府”为核心的地方治理系统。在“叙利亚救国政府”领导下，下设多个行政委员会分别实施地方治理职能，履行在行政、司法、经济、财税、教育、文化、人道主义等领域的治理功能。

因此，“沙姆解放组织”极端势力已完成对传统“圣战组织”的政治超越，建立起相对完备和系统的地方性治理体系，并通过地方自治政府获取税收，以支撑其行政机构运转和军事力量开支，实施对伊德利卜地区数百万公民的长期统治。

在此次军事行动实施后，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逐步接管阿勒颇、哈马、霍姆斯和大马士革等战略性重要城市，其地方治理体系也逐步向这些原政府军控制的城市推行，发挥城市治理功能，向民众发放救济食品，实施城市管理，维护城市安全秩序。

因此，“沙姆解放组织”正在以其地方自治实践形成的统治经验，向原政府控制区广泛实施，加强行政管理整合，发挥政府治理职能。12月9日，该组织正式将其地方治理实践扩大化为叙利亚临时政府的制度模式，宣布组建“叙利亚救国政府”临时过渡进程，实际上是该组织在伊德利卜地区地方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的翻版。

最后，“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之间具有务实性合作关系，但并不是指令性代理—委托关系结构。土耳其对叙利亚伊德利卜问题具有较强的干预能力与意愿，是形成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的关键性力量，致使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没能有效及时消灭叙反对派武装，为当下的政治变局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总体来看，“沙姆解放组织”在叙西北部地区盘踞的七年间，逐步与其他反政府武装力量派系完成整合，这一过程得到了土耳其政府默许与部分支持。土耳其在叙西北部地区主要依靠“叙利亚国民军”推行缓冲区战略，积极支持“沙姆解放组织”加强组织系统重建，土方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稳定、合作与秩序的伊德利卜地区。

因此，“沙姆解放组织”在土耳其支持下与部分“叙利亚国民军”派系合作，共同维持了叙反对派武装体系的脆弱合作与稳定关系。因此，外界不应高估土耳其对“沙姆解放组织”的影响程度，双边合作基于共同目标与利益，而非代理与委托的指令性关系。随着“沙姆解放组织”快速崛起，土耳其能否施加影响以维持其双边交易型合作，取决于双方共同利益契合程度与目标层叠。

巴沙尔政权这次为何快速崩溃？

“沙姆解放组织”等反政府武装派系以惊人的速度推翻原巴沙尔政府，形成新叙利亚的政治格局版图，这一结果是外界始料未及的，但可以从三个方面解析叙利亚政权快速更迭的原因。

第一，叙利亚巴沙尔政府赖以维持统治的三根外部支柱在国际和地区地缘形势下失效失能，致使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力量对比迅速失衡。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在与各反对派武装冲突过程中，实际上处于正面战场下风，2015年前后叙巴沙尔政府的政权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三方军事干预才确保了巴沙尔政府转危为安，逐步从战场劣势转为战场主动，将各反对派武装驱赶至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等地区。

因此，这三方军事援助的大力支持是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得以维系的主要原因。然而，由于俄乌冲突和新一轮中东战争的共同影响下，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受制于各自的制约性因素，无法迅速向叙巴沙尔政府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援，导致叙政府军在此次冲突中一溃千里。

第二，叙利亚长期遭受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经济胁迫致使叙经济重建工作举步维艰。

经济扼杀致使巴沙尔政府在经济、军事、社会等领域复苏乏力，国家力量处于低位颓势。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由于政权更迭目标失效，美国转而对叙利亚实施以所谓保护平民为借口的《凯撒法案》经济制裁措施，从经济角度扼杀了叙利亚经济重建的生存空间。

美国国会通过《凯撒法案》，制裁阿萨德 半岛电视台

2018年以来叙利亚国内战场形势基本转入冻结状态，随着俄罗斯、土耳其与伊朗建立阿斯塔纳机制实现全国冲突降级，叙利亚似乎迎来了国家重建的机会。但是，由于美国实施的强力经济制裁措施，致使叙利亚经济重建工作处于停摆状态，经济、社会、民生凋敝不堪，叙利亚错过了重要的国家机遇期。由于美国经济制裁与遏制，叙利亚国家财政极为困难，致使叙政府军军事装备、人员编制和军心士气逐步下滑，军心民心低落。

在此次新一轮冲突爆发后，叙政府军在战场上毫无战力和决心，正面战场一触即溃，美式经济制裁的长臂管辖大棒从经济上摧垮了叙利亚国家重建与军事建设的潜在可能。

第三，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在政治外交方面存在许多战略性失误。

巴沙尔政府没有在国家重建机遇期内有效实施全国政治和解，对外没有抓住机会与土耳其等敌对国家实现外交正常化，致使其丧失了剪除敌对势力威胁的潜在机会。在政治重建方面，巴沙尔政府没能利用好日内瓦机制和阿斯塔纳机制等协调平台提供的全国政治和解机会，与反对派武装实际上仍处于军事对立状态。

因此，伊德利卜问题发展为压垮巴沙尔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证明，在军事优势时期如果巴沙尔政府可以及时推动全国政治和解进程，消弭反对派武装抵抗斗争的政治意愿，可以降低其政权安全面临的潜在威胁。在对外关系方面，虽然叙利亚近两年来与阿拉伯世界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没有抓住机遇期与其重要宿敌土耳其实现外交和解，致使叙土矛盾始终难以化解，这是叙利亚政府在外交方面的失策。

巴沙尔政权统治快速瓦解后，叙国内目前呈现为三方力量并存的复杂态势：

一是“解放叙利亚联盟”为伞状体系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这一派系核心力量为“沙姆解放组织”极端势力。

二是“叙利亚国民军”为伞状体系的亲土耳其武装力量派系，这一支力量来自叙利亚内战早期形成的“叙利亚自由军”武装，主要依靠土耳其的公开支持，盘踞在叙利亚北部叙土边界地带。

三是以“叙利亚民主联盟”为名义的叙库尔德武装力量，这一派系核心组织为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对外依靠美国长期军事支持在叙中东部地区推行地方自治统治。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三方力量并存的新形势下，叙利亚正在迅速转入政治版图重构与大国博弈冲突的新阶段。叙利亚政治与安全形势发展前景目前并不明朗，但巴沙尔政权的快速瓦解，并不是叙利亚冲突结束的政治信号，更可能是新一轮叙利亚持续冲突与地缘震荡的新起点。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将在叙利亚变局进程中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叙利亚政治重建与平稳过渡、安全风险外溢、人道主义危机等议题，将是未来一段时间观察叙利亚问题走势的重要关切。

未来走向存在三种可能

最后，叙利亚变局之下的整体局势走向，大体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沙姆解放组织”与其他反政府武装派系组建包容性政府，实现叙利亚政治稳定交接与过渡，这是符合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共同利益的期望结果。

目前，虽然该组织已宣布建立“叙利亚救国政府”，但这一临时政府能否具有包容性，是其国际合法性以及维持国内政局稳定的关键。因为“叙利亚国民军”在叙北部地区还建立有“叙利亚临时政府”，叙库尔德武装在东部地区建立有“叙利亚民主力量”。

反对派进入大马士革时纵火焚烧了一座军事法庭 美联社

因此，这三个不同的政治实体能否完成一体化，构成容纳各个不同政治派系、宗教、教派、民族的包容性体制，是叙利亚实现和平稳定态势的关键。目前来看，“沙姆解放组织”可能将寻求主导叙利亚政治，与其他两大政治军事派系之间的合作，存在多方面的分歧与利益矛盾，这一包容性政治进程的外界期待可能会落空。

第二种可能性是“沙姆解放组织”联合“叙利亚国民军”挥师东进，与叙库尔德武装发生新一轮大规模冲突，这是叙利亚问题走势最为危险的潜在风险，可能会导致安全风险严重外溢，人道主义危机再次扩散。目前，“叙利亚国民军”正在采取所谓“自由黎明行动”，向曼比季等方向的叙库尔德武装发动攻势，这一态势得到土耳其政府明确支持与认可。

同时由于土耳其财政难以供养现有“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国民军”新控制占领区人口，而叙利亚当地社会经济在本轮战乱前已经几乎崩溃，如果需要维持现有作战成果，获取叙利亚当地粮食和石油产地几乎是唯一解决方案。

由此来看，叙利亚变局发展第二种可能性是“沙姆解放组织”联合“叙利亚国民军”共同向叙库尔德武装发动攻势，寻求统一全国，铲除其他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但是，由于叙库尔德武装得到美国政府公开支持与庇护，“沙姆解放组织”可能会静待美国两党轮替完成，在特朗普明年初执政后，试探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叙政策，来考量是否发动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

其三是三方力量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建立各自的领土控制区与所谓自治政府，各自宣称对外代表叙利亚国家，这将是叙利亚国家解体与政治碎片化的结果，也是短期内有较大可能出现的政治现实。在“沙姆解放组织”等反对派武装力量控制了主要中心城市后，需要在短期内稳固统治基础，清除前政府武装势力或官员，对主要城市实施有效化管理，同时启动新政府的过渡进程。

因此，“沙姆解放组织”可能将在短期内寻求巩固既有领土控制区域，加强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整合。这种三方势力并存的政治格局，会在脆弱平衡中保持一段时间，但从长远来看，“沙姆解放组织”较大概率会寻求以军事手段完成对全国的领土统一，这种脆弱平衡格局难以长久和持续。

总之，叙利亚变局引发的蝴蝶效应与地缘震荡正在触动地区局势种种变化，巴沙尔政府倒台与“沙姆解放组织”崛起并不是叙利亚和平建设的积极信号。如果三方参与力量和多方外部干预国家不能在过渡期形成共识，构建出具有稳定性、包容性和长远性的政治体系架构，形成利益分配共识，叙利亚可能会陷入碎片化政治态势，加速国家解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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