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婷：阿萨德政权垮台，叙利亚为何成为俄罗斯与伊朗的“阿富汗”？

【文/刘燕婷】

经历11天闪电攻势，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于12月8日攻占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正式垮台。

回顾11月27日开始的一系列发展，这场冲突由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HTS）发起，引发各路武装趁乱出击，包括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与叙利亚自由军（SFA）、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这是2020年3月伊德利卜停火以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首波大型军事攻势。

没想到2天之后的11月29日，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就已沦陷，反政府武装继续朝着哈马推进，并在12月5日迅速攻占该地；接着是6日的代尔祖尔、巴尔米拉接连失守，7日反政府武装已经推进到距首都大马士革10公里的范围内。

12月8日，连通叙利亚西岸俄军基地与政府军的重镇霍姆斯沦陷，叛军也于同日攻占大马士革。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分子11月30日在阿勒颇巡逻。 法新社

之后的发展就是各种墙倒众人推：阿萨德搭机逃往莫斯科、由俄罗斯提供政治庇护，叙利亚陆军司令部直接公告“阿萨德政府已经结束”，总理穆罕默德·加齐·贾拉利（Mohammad Ghazi al-Jalali）则宣布自己准备“与人民选出的任何领导人合作”。

这场变天意味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阿萨德政权13年飘摇的终结，也是巴沙尔·阿萨德本人24年统治的终点、阿萨德家族54年掌权（从1970年纠正运动起算）的落幕，以及叙利亚复兴党政权61年历史（1963年起算）的句点。

只是从眼下叙利亚内部军阀林立、且背后各有外国势力的局面来看，叙利亚的一统恐怕暂难实现，基本上这也是“阿拉伯之春”后出现政权垮台国家的多数结局：除了埃及仍由军政府“回锅”统治外，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几乎都沦为大国竞技场，国家整体惨遭内战撕碎，所谓停火与复燃也往往要受大国博弈驱动，例如2023年的也门停火，就是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的直接结果。

叙利亚内战也是同样道理。现在的一夕变天，虽有各路叛军“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氛围，但关键还是两个国家的分身乏术：2013年后加入叙利亚内战的伊朗，以及2015年后一路扶持阿萨德的俄罗斯。

而导致这种“分身乏术”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2022年与2023年先后爆发的两场战争：俄乌战争，以及新一轮巴以冲突所催生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冲突，再加上叙利亚政府军几近投降的迅速溃败，俄罗斯与伊朗因此见证2021年“阿富汗变天”的叙利亚版本。

俄罗斯与伊朗的叙利亚棋局

首先回顾俄罗斯与伊朗对阿萨德的支撑结构。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2013年春天。当时库尔德武装已经攻占叙利亚东北大片土地，沙特等海湾国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则占领阿勒坡等北部大城，美国也采取“远距遥控”策略维持影响力——为各路武装提供军火与资金援助，但不直接军事介入。

其实阿萨德政权这时就已风雨飘摇、逼近垮台，但伊朗的介入让叙利亚政府成功续命。德黑兰先是通过黎巴嫩的地缘孔道，把真主党武装部署到叙利亚，接着调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往叙利亚战场参战，最后成功挽救阿萨德政权的覆灭危机。

至于伊朗出手的考量，一来是要阻止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全面宰制叙利亚战场，二来是要打造连接伊拉克、黎巴嫩的陆上通道，让自己支持的各地武装更能协同作战，成为伊朗的国土屏障、以及在中东的战略棋子，也就是今日“抵抗轴心”的源起；且阿萨德政权正好孤立无援，只要伊朗抢救成功，基本就只能对德黑兰言听计从。

不过结果证明伊朗的支持有其极限，2014年后叙利亚战场变局再起，阿萨德政权再次飘摇，且这次对手不是大国代理人，而是一股崛起自叙利亚、伊拉克真空的突变：“伊斯兰国”（ISIS）。这股势力不仅大量吞噬库尔德武装的领地，也吸引不少反政府武装带枪投靠，并在重挫叙利亚政府军后，成功占领叙利亚三分之一领土，甚至在拉卡建立“首都”。这种局面连德黑兰都无计可施，阿萨德只能向莫斯科发出求救信号。

而从俄罗斯的立场出发，叙利亚是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所在地，这是双方在冷战时期根据1971年协议所建，也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维修和补给点；有了塔尔图斯，俄罗斯军舰就能不经土耳其海峡返回黑海基地，叙利亚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

另外，美俄关系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持续恶化，普京或许当时就有“推翻美国主导单极世界”的想法，在这个背景下，叙利亚刚好能做俄罗斯辐射影响力的中东支点，阿萨德的“反恐”邀请更让莫斯科师出有名。

停泊在塔尔图斯港的俄海军舰船/资料图

因此2015年8月起，俄罗斯便开始向拉塔基亚附近的空军基地调动俄制战机、T-90坦克和大砲，同时部署地面作战部队；俄叙两国也在同月签署条约，开放叙利亚的赫迈米姆机场供俄罗斯使用。9月，俄罗斯黑海舰队军舰开抵地中海东部地区，俄罗斯更与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在巴格达成立联合信息中心，协调打击“伊斯兰国”，等于直接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系统外建立行动核心。

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国会通过在叙军事行动议案，俄军也在同日开始猛烈空袭，力道远超西方联军：截至2016年2月下旬，俄罗斯平均每日空袭60次，美国领导的西方联军则是每日平均7次；2016年3月俄罗斯撤出主力部队时，俄军已在5个半月内进行了9000多次军事行动，帮助叙利亚政府军占领400多个城镇，收复10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失地。

而这就是阿萨德政权死灰复燃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在俄军的大力协助下，叙利亚政府军终于在2016年底夺回阿勒颇在内的北方大城，并且开始收复西部地带。2017年，叙利亚政府推动农村行政区划调整，昭示政权的再度巩固。2018年，政府军首次夺回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并收复全国大部分西南地带。2021年5月26日叙利亚举行总统大选，约有78.6%的民众参与投票，阿萨德则以95.19%的高得票率连任，开始自己的第四个7年任期。

整体来说，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结构是阿萨德政权的存续基础，且如果不是当年伊朗、俄罗斯的先后入局，现在的叙利亚变天早就提前上演，阿萨德政权绝无可能撑到今日。

2023年3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访俄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面。 俄总统府

俄乌战争让土耳其跃跃欲试

正因如此，2022年的俄乌战争就是结构的松动起点，并且首先挑起土耳其的“冒险”欲望：趁着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甚至还要从叙利亚抽调军力，土耳其直接宣布要在叙北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

归根结底，虽然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从2016年的“阿斯坦纳和平进程”创建起，就维持某种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但土耳其的核心诉求还是与俄罗斯、伊朗不同。

俄罗斯出于打造中东亲俄支点的考量，首要目标就是冻结冲突、巩固阿萨德政权；伊朗则是把支持阿萨德政权当成中程目标，为打造“抵抗轴心”的终极目标服务。但土耳其一来是要阻断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东南省区的连结，二来是阻止难民源源不绝涌入境内，三来也想实践自己逐鹿中东的地缘野心，所以才介入叙利亚战事。换句话说，巩固阿萨德政权从来不是安卡拉的首要目标。

这也解释了土耳其为何在2016年以前站在俄罗斯、伊朗对立面，支持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又在2016年加入“阿斯坦纳和平进程”后，四度发起对叙军事行动，分别是2016年至2017年的“幼发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2018年的“橄榄枝”（Olive Branch）、2019年的“和平之泉”（Peace Spring）、2020年的“春之盾”（Spring Shield），而且一次比一次“冒险”。

在“幼发拉底之盾”中，土耳其的打击重点确实是库尔德武装，但从“橄榄枝”行动起，土军便开始与叙利亚政府军交火，结果当然引发俄罗斯不满。于是2018年起，普京便与埃尔多安多次会晤，协调在伊德利卜设立缓冲区，但这显然不能阻止土耳其持续“冒险”，最后还是俄土两军直接交火、土耳其的“春之盾”惨淡收场，两国才终于签订停火协定：双方在接触在线结束敌对行动，并将战略要道M4公路南北两侧各6公里设为“安全走廊”，由俄土两军联合巡逻。

但即便如此，土耳其还是难改一有机会就想“冒险”的地缘惯性。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土耳其便直接在同年5月宣布：将在叙北发起新一轮军事行动，理由当然又是“打击恐怖主义”。

而对土耳其的跃跃欲试，俄罗斯与伊朗当然都不乐见。伊朗时任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就为此在2022年6月先后出访土耳其与叙利亚进行协调，强调“土方在叙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破坏区域稳定”。俄罗斯也从6月起不断施压土耳其“不要行动”，同年7月19日，普京更是特别飞抵德黑兰，会同时任伊朗总统莱西、已在18日抵达的埃尔多安，举行俄土伊“阿斯坦纳和平进程”三国峰会，并且分别开展领导人双边会谈，其实目的就是要分别阻止土耳其。

当地时间2022年7月19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总统莱希、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共同举行阿斯塔纳进程首脑会议。 视觉中国

从结果来看，土耳其并没有真的“冒险”，但也没有放弃试探：2022年11月20日，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当天，土耳其宣布对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北部发起“爪剑”（Claw-Sword）空袭，击毙184名库尔德武装分子；埃尔多安随后在22日表示，将向叙利亚发动地面攻势，结果又引来俄罗斯反对，最后安卡拉还是没有行动。

当然，2024年的叙利亚变天并非起于土耳其进攻，但土国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NA）确实参与围攻，且即便这次攻势不是土耳其主导，安卡拉对棋子“开绿灯”还是不争事实。因此从长期视角来看，土耳其的“冒险”终究还是付诸实现。

而过去埃尔多安之所以多次没有付诸行动，或许一来是找不到合适时机，毕竟反政府军从2020年起就未发动显著攻势；二来是不确定叙利亚政府军实力如何；三来还是顾忌俄罗斯与伊朗的反对，毕竟俄罗斯虽然深陷乌克兰，伊朗却拥有调动“抵抗轴心”的巨大潜力，包括从黎巴嫩调派真主党，同时还将伊斯兰革命卫队部署在叙利亚，土耳其如果没有交火德黑兰的准备，当然不敢贸然行动。

巴以冲突重创真主党与“抵抗轴心”

但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以巴冲突，无疑抽走了支撑阿萨德政权的最后希望。

10月7日，哈马斯突然袭击以色列，引发后者对于加沙的大举进攻、大肆屠杀，伊朗也随后调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多方向牵制。

双方剧烈对峙间，一个新时代的中东裂痕由此展露：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斗争结构已经式微，阿拉伯国家即便没有全面对以建交，却不愿再为巴以冲突流血；取而代之的，是以伊朗为核心的反美、反以联盟，正与以色列、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进行博弈，还调动了不少阿拉伯武装团体，准备打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

而对叙利亚局势真正致命的，就是2024年9月开始的以色列、黎巴嫩冲突。这场冲突既是双方长期摩擦的结果，也是加沙战争外溢的直接表现，因为真主党从战争第一天开始，就出于救援哈马斯的考量，不断对以色列北境发射火箭，导致以方为此疏散10万居民。同时，以色列开战一年却始终无法歼灭哈马斯，也没能救回人质，内塔尼亚胡更因此与防长加兰特爆发冲突，后者主张应先停火争取换回人质，前者则拒绝与哈马斯达成妥协。

2024年9月23日，以色列空袭位于黎巴嫩-以色列边境附近的Adshit村庄。 法新社

内外交困下，内塔尼亚胡选择升级黎巴嫩局势，转移在加沙的战略泥淖。因此9月以来，先是17日、18日的传呼机与对讲机爆炸，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真主党的通讯管道，接着就是一系列斩首行动：20日击杀真主党拉德万部队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尔（Ibrahim Aqil），24日击杀真主党火箭和飞弹部队指挥官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卡比西（Ibrahim Muhammad Qabisi），以及卡比西副手阿巴斯·色拉菲丁（Abbas Sharafeddine）与真主党飞弹部门高级指挥官侯赛因·埃兹丁（Hussein Ezzeddine），接下来是27日的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随后，以军在9月30日入侵黎巴嫩，与真主党地面部队激烈交火。

这件事的致命点在于，真主党不只是以色列北境的重大威胁，也是伊朗“抵抗轴心”的重要支点，既为德黑兰训练派往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战斗人员，也将自身力量部署到叙利亚支持阿萨德政权。纳斯鲁拉本人更是前述网络的重要枢纽，如今一夕身亡，真主党短期之内找不到代替者，高层指挥官又接连被杀，恐怕光是抵御以色列就已相当吃力，更遑论要撑起“抵抗轴心”、驰援叙利亚。

当然，从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结构来看，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俄乌战争爆发前，未必会深刻影响叙利亚局势，因为俄军也是维持叙利亚格局的主心骨，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轮巴以冲突偏偏在俄乌战争进行时爆发，分身乏术的俄罗斯实在无力回防。或许正因如此，从今年7月以黎冲突升温以来，俄罗斯就持续公开呼吁各方克制，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这场兵败如山倒。

此前笔者曾在9月29日文章《真主党领袖之死：以色列、美国、伊朗、俄罗斯谁哭谁笑？》中预测，如果纳斯鲁拉之死导致伊朗的在叙部署弱化，俄罗斯的叙利亚棋局同样会面临不确定性，维稳难度也会上升。而叙利亚又是俄罗斯经纬中东的重要支点，如果这个支点动摇，莫斯科恐怕就会面临土耳其等其他势力对于权力真空的挑战竞逐。如今局面似乎也是如此。

12月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戈兰高地发表声明。 视频截图

宛如伊朗与俄罗斯的“阿富汗”

当然，阿萨德政权“不耐打”也是一大因素。

回顾这次叙利亚变天，反政府武装只花11天就成功杀进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军败退之快令人咋舌。

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场景也充满历史“既视感”，令人想起2014年“伊斯兰国”袭击摩苏尔时，伊拉克政府军的迅速瓦解，以及2021年美军尚未完全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就已击溃阿富汗政府军、攻入首都喀布尔，时任总统加尼仓皇出逃，美国在当地扶持17年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也宣告垮台。

有趣的是，在类似的变天情境下，如果比较2021年的阿富汗与2024年的叙利亚，就能发现两国的社会发展、历史脉络虽然不同，但在政府军的迅速崩溃上相互共鸣。

首先就是大量数字掩盖了结构缺陷。叙利亚政府军与当年阿富汗军队类似，腐败情况相当严重，还存在大量“幽灵士兵”，也就是军方虚报员额吃空饷。

这种现象背后当然就是军队内部根深蒂固、经年累月的庇护网络：军方高层任命军官，更多是出于裙带关系、派系忠诚的考量，而非军事专业；被任命者上位后，也更多是利用职权攫取财富，而非精进部队战力。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看似军容壮盛，其实上了战场就是一盘散沙。

再来就是叙利亚的国家建构正如阿富汗，始终没有完成。背后原因也相当复杂，阿富汗主要是因为多民族环境加上各方大国不断介入，长期下来已经形成各自为政的民族军阀体系，例如塔利班本身虽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却也带有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基底。而叙利亚虽然没有复杂的多民族问题，但一度稳定的阿萨德家族的掌权结构，在2011年受到“阿拉伯之春”诱发的裂解力道严重干扰，导致国家整体四分五裂；即便后来有伊朗、俄罗斯扶持，阿萨德政权也从未真正收复全国失地，更遑论形塑统一的政治认同。

整体来说，不论是在实际战力、还是政治情感上，叙利亚政府军似乎都没有为阿萨德政权血战到底的坚定理由与本钱，尤其这个政权的存续本身就是依托俄罗斯与伊朗支持，而不是靠自己打赢内战。

说得更直接一点，这次政府军的迅速崩溃，或许不全是因为忽然的集体“躺平”，还混杂了十多年来如一日的“正常发挥”。

叙利亚政府军作战画面 央视

而反政府武装的势如破竹，不论究竟是HTS领导有功，还是美国、土耳其的背后策应得法，都展现了比政府军更强的动员与内部凝聚力。眼下俄罗斯与伊朗正从叙利亚逐步撤走军事资产，未来能保有多少影响力还是未知数，但叙利亚“变天”无疑是俄罗斯耕耘中东的重大挫败，也是对伊朗与“抵抗轴心”的巨大打击，不过这不代表反政府武装就能彼此团结、甚至统一统治叙利亚。

对已经习惯各自为政的各路武装来说，这场“变天”本质上是大国游戏，实际操作或许更像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所谓“阿萨比亚”（Asabiyyah，عصبية）的兴衰。在赫勒敦的语境下，“阿萨比亚”是形成人群凝聚力的纽带，在游牧阶段最强，之后随着文明进步而衰落，最后被更加新生的“阿萨比亚”取代。

对国家建构未完、大国持续干涉的叙利亚来说，赶走了阿萨德、而没有改变底层结构，统一恐怕都是遥遥无期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