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数倍敌人即将进攻，毛泽东仍能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文/王立华】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六、西征陇东宁夏

这一节的主题是：西征陇东宁夏。

先请大家注意一点，这里讲的红军西征，是红一方面军占领甘肃陇东和宁夏的一部分，没有过黄河，与半年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黄河以西的河西走廊西征不是一回事。这是红一方面军以陕北根据地为依托开拓扩大新的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做准备而进行的西征，是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西征。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完成长达75天的东征回师陕北。毛主席和彭德怀要求，各军团用10天时间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的行动。5月14日到17日，在延川大相寺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布置西征甘肃、宁夏的任务。几乎是马不停蹄，就要展开另一场重大战役。

为什么马上要西征？这要从面临的险恶形势说起。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在山西消灭红军的计划落空，但他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任陈诚为总指挥，要对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剿”。

在东面和北面，有蒋军的2个师和晋军的1个师、1个旅加1个炮兵团，从山西渡过黄河入陕，协同原来在陕北的2个师从东北部进攻，还有蒋军2个师、晋军2个旅为预备队，在山西集结待命；在南面，以东北军近7个师和西北军2个师，进攻南部和中部；在西面，以宁夏马鸿逵、马鸿宾近2个师防堵我军西进；在黄河东岸，晋军4个多师防备我军再次东渡。[1]

毛主席说，一共150余团兵力向我进攻。[2]我军减去东征作战期间减员，加上扩红，应当在2万人左右。敌军以数倍于我的优势，从东西南北四面包围，局面依然极其险恶。红军刚刚结束东征大战，又将迎来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恶战。

图1

怎样才能打破危局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毛主席不同凡响的战略思维和决策。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即将发动进攻时，他并没有只是考虑如何防守应对，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他认为，敌人这次进攻没有围的形势，[3]为什么面对敌人四面包围，会认为没有围的形势？原因在于，东面的阎锡山被红军打过之后，已经发生变化，不愿再与红军打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在红军东征后方空虚时都没有乘机抄后路，现在能为蒋介石拼命吗？还有其他一些苗头，我们后面再说。

毛主席断然决定向根据地西面的甘肃陇东和宁夏方向主动进攻，赶在敌人进攻之前抢先动手。毛主席的部署是：以红军主力向西面进攻，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同时向北打通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

为保证主要作战方向的胜利，在根据地的东面和北面，以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陕北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蒋介石、阎锡山的西渡部队，应对陕北、渭北敌人的进攻；在根据地的南面，以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红七十四师会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调动和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自己方面，策应我野战军西征，同时努力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就是不能坐以待毙，不能等着敌人来打，要充分利用对手的复杂考虑和心态，主动攻破敌人的薄弱环节，让“围剿”失去依据和意义，通过下先手棋来为红军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独特视角，简直是拿十数万敌军如草芥，真的匪夷所思。

图2

其实，在东征山西后期，毛主席决定红军回师西渡时，就看到根据地以西地区比较空虚，在陕西和甘肃产生了容许我们活动的顺利条件。他向军团领导下达的回师命令中，就已经讲到了西征打算。他认为，往西可以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也是为了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这一仗还没有打完，他就开始谋划考虑下一仗了，而且在考虑成熟后，提前给主要领导吹风，让大家都有一个思想准备，高瞻远瞩，极具预见性和前瞻性，这是毛主席领导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还强调：向西仍是为了争取直接对日作战的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4]

这样，在东征结束前，主要领导们就有了思想准备，既讲清楚了为什么西征，也把西征与东征的关系说清了，还讲清了陕甘苏区的中心地位，都是围绕抗日这个主题来考虑问题的，抓住抗日这个根本方向，就有了灵魂和依据，东征抗日因蒋介石和阎锡山阻拦暂时实现不了，那就趁你西面空虚之时，把抗日后方搞大、搞安稳。

东征红军回师后，仅仅经过十几天休整，毛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就在大相寺发布西征命令，以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二十九军下属的第八十一师，还有军委直属骑兵团（两个军团也各有一个骑兵团，一共3个骑兵团，这算是当时机动性最强的现代化作战力量了），组成西方野战军，基本也是全部家底。这次毛主席不再挂帅了，林彪也抽出来做其他工作了，由彭德怀为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由军团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政治委员还是聂荣臻，红十五军团还是徐海东和程子华。进行西征战役，打击主要对象是坚持反共的马鸿宾、马鸿逵部，主要目的是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

西征开始前，有些同志存在畏惧情绪，怕打不赢，部分陕北同志担心敌人来破坏苏区，杀戮蹂躏家人和亲属，要求不离开根据地与敌人拼。在出征动员准备时，着重向大家讲明西征的伟大意义和有利形势，提出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抗争的问题，让大家在讨论中统一思想认识，通过主动进攻求得胜利。[5]

其实，就是被动应敌和主动破敌的问题，在困境中的主动斗争精神和智慧，才能改变局面，赢得生存发展空间。

为了坚定信心，还给大家分析西征的正确性和有利条件：第一，这一带地域辽阔，敌人兵力分散，是无堡垒地区，便于红军主力集中行动，掌握主动，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二，该地驻军与蒋介石有矛盾，同时都在与红军作战时吃过苦头，有的不愿无谓消耗，有的不愿打内战，有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可能；第三，可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第四，可变被动包围的不利形势为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第五，可充分发动甘肃、宁夏一带群众，开辟新根据地，就地筹集粮款，补充兵员，扩大红军。[6]

既有形势和利益的分析，也有目标政策的把握，通过客观地分析疏导，鼓舞战斗精神，坚定必胜信念，争取最后胜利。在艰难的战争岁月，我军政治工作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不可缺少的生命线。

西征从1936年5月20日开始，到7月底结束。主要是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到6月中旬完成，主要任务是消灭两马部队，扩大红军，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第二阶段，打击敌人的出扰和反击，摧毁敌人支点，肃清民团武装和土匪，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地盘巩固了，根据地扩大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西征第一阶段，红军分两路西进。红一军团在南线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为右路军，后来红二十八军、八十一师和骑兵团又组成中路军。彭德怀让右路军袭占宁条梁和安边，然后西进攻克定边和宁夏边境的盐池，伪装进攻宁夏，以调动驻守在南面陇东地区的敌军回援宁夏，而后在运动中歼灭回援之敌，并迅速夺取曲子、环县、洪德城一带。

图3

这个调虎离山计是很成功的。当敌人“发现”我军有进攻宁夏迹象时，立即调35师一部回援，而我红一军团正在前面等着他们，在曲子镇歼灭了敌三十五师一零五骑兵旅一部，俘虏了外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冶成章，这是马鸿逵手下最凶悍的部队。紧接着，敌人在阜城组织6个步兵营和2个骑兵营反击，又被红军大部歼灭，俘敌1100余人。红军继续向庆阳前进时，马鸿宾的骑兵团还没打就逃跑了，我们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7]

图4

据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那个叫“野骡子”的旅长，性情暴躁，打仗凶悍，十分野蛮。他据守在曲子镇方圆不过两里的土城内，我们从上午攻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经过研究后改进了攻击方法，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到下午4点半才攻进去，捉住了这个“野骡子”。

在打的过程中，有的领导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就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聂荣臻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他，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前进到庆阳也是这样，有人又不主张打，聂荣臻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行动自由了。

事实也是如此，打掉了“野骡子”，又与马鸿宾驰援的两个团遭遇，不仅把敌人击溃，还俘虏了1100多人。经过这两仗我军威大振，马鸿逵部队望风披靡，不敢再和我们较量，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8]

聂荣臻在这里所坚持的，是战场博弈的一个根本法则，也是一切斗争的重要原则。就是既要善于拣软柿子捏，又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消灭最凶悍的敌人，越是强敌越不能畏惧。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越是畏惧避让，敌人越不怕你，战胜敌人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完成后，从6月下旬开始进入战役第二阶段。红一军团继续西进到甘肃的靖远和宁夏的固原、海原一带；红十五军团攻占了宁夏的盐池、同心城、海原东、灵武南还有豫旺县城等地。

图5

图6 安边城旧址

现在讲这段历史时就是几句话，似乎真的如入无人之境，其实是很艰难的。就拿中路军攻打安边县城来说，打了两个月都没有打下来，后来就不打了，直到1945年10月，驻安边的国民党军起义，安边城才回到人民手中。这个安边城地处要冲，被敌重兵固守，四周为开阔沙漠地，易守难攻。把安边围住后，对峙了一个多月相持不下，彭德怀命令工兵连去炸开城墙，尽快歼灭这股敌人。

据当时的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回忆：[9]安边城墙又高又厚，侦察后决定实施坑道爆破作业，但这里地下水位很高，又是沙质土，打坑道非常容易塌方，只好找一些板子、木头，边打边支撑。流沙从板缝往下漏，战士们就用自己的帽子和衣服堵，挖不了多深就冒水，只好把坑道缩小，高度降低到80厘米，宽度减小到40厘米。

战士们就像兔子打洞一样，把挖下来的土用手往后扒，再用脚往后蹬，然后装在脸盆里，一个挨一个地往外传。最后终于把坑道挖到城墙底下，墙脚全是大砖砌成的，挖不动，深处有水也不能往下挖，于是就找了几个石匠，用钢钎一点一点地凿，结果被敌人侦听到了，用石磙子和铁饼砸塌了坑道，我们的人也被砸死了，挖了近20天的功夫白费。怎么办？只好另选洞口从头挖，但挖到墙脚时，那些大砖头仍是个难题。

后来一个排长建议，能不能找几个贼骨（应当是那种有经验的小偷）帮助挖，大家听了哄堂大笑。这个排长说，你们不要笑，贼骨肯定有办法，他们偷东西时打洞一声不响，主人睡在屋里都不知道。大家琢磨也有道理，就通过红军在当地村镇的苏维埃政权，找了两个做过贼的人来，果然有一套。他们在墙上打洞时，先是嘴里含上水把墙喷湿，然后用小锯从砖中央锯一条缝，再用扁凿一撬，就把砖撬下来了，基本上没有动静，敌人发现不了。

就这样把洞挖好，把炸药装填上，把城墙炸开了。讲这些就是让大家知道，红军没有重武器，当年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与敌人作战，战胜敌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是怎样不怕牺牲、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的。

占领陕甘宁边界如此广大区域后，重点就是摧毁敌人的支点和肃清民团土匪武装，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所谓赤化，就是发动和组织群众，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赤卫队和党领导下的各种群众组织，从而创建起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围绕打日本这个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提到重要日程，所以西征过程中几次发布政治工作指示，都要求红军部队把统一战线工作作为与消灭敌人一样的战斗任务。其间，红军无论做群众工作、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

最突出的是对白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马鸿宾部队本来是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但我们一面作战，一面还要争取他们，不只打军事仗，也要打政治仗。在打“野骡子”冶成章时，攻进去之后他们顽抗，我们就进行战场喊话，要他们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和我们一起抗日，最后他们全部放下了武器，抓住了旅长“野骡子”，还抓了他的副旅长，但他混在俘虏里面被我们放走了，其实不这样也会释放他的。

被捉住的“野骡子”腿部负伤，我们派医生给他治疗，开始他拒绝，我们当着他的面给受伤的俘虏裹伤，还找当地老乡用担架把他们送回去，“野骡子”看到这种情况，也不拒绝给他疗伤了。他的小老婆藏在浅水井中，被打水的炊事员发现，拉上来以后，她两手戴满了金戒指，也没有人摘她的，最后将他们一起放走了，还派了红军战士护送他们。

俘虏除自愿参加红军的外，都发路费放回家，当兵的三五元，当官的10元。还给马鸿宾和其他旅长团长写了争取信，托他们带回去。一般对象的争取信以军团政治部名义，重要统战对象由军团首长直接署名。这种团结争取“二马”部队的政策，在回民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马鸿宾的一个骑兵团长还专门复信，表示赞同红军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主张。

还有哥老会、青红帮等实力派，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我们就派出政工干部，给他们讲解毛主席发表的对哥老会宣言，争取他们在共同抗日救国的前提下与红军联合起来，共赴国难，红军的领导还与他们的上层人物互相拜访、座谈，请他们到苏区参观、吃饭，他们的龙头大哥也回请我们，以当地的最高规格和礼仪接待，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10]

最重要的是对回民群众的争取工作。在西征前，野战军政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告诉大家，向西行动所经过的甘肃、宁夏两省，回民群众占人口总数1/2至3/4，要加紧争取和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和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为回族的自治和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局面。

还提出三大禁条和四大注意，三大禁条是：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就是不准吃猪肉，甚至不准提猪字），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团结。在西北高原上吃水很困难，有的村庄老百姓吃水，要到几十里路外的山下去挑水，红军一些部队就实行“满缸水”运动，给回民家的水缸挑满水。回民爱清洁，就帮助他们打扫街道和院子，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分给穷苦回民，还摧毁反动地主武装，组织自治政府，帮助组织回民自己的武装，如同心县回民游击大队、江湖救国游击队等。

这些，得到了回民的热烈拥护。他们请红军去洗澡，请红军去吃全羊，把红军当成回民的亲人，很快就把马鸿逵残酷统治的地区，变成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

图7 1944年，毛泽东和马海德在延安

红军西征到宁夏时，著名的外国医生马海德也到了前线。他出生于美国的黎巴嫩移民家庭，与美国记者斯诺一起，是最早到陕北红色根据地的外国人，他是白求恩、柯棣华等著名外国医生的接待者。他随红军到宁夏后，当地阿訇听说他是阿拉伯人，也信伊斯兰教，对他非常热情，为红军争取回族群众起了很大作用。[11]

后来他就成了红军的一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是第一个拿到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建国后，他是国家卫生部顾问，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研究，取得世界范围的成果，2009年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红军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除了杀伤大量敌人外，俘获人枪各2000余，战马500余匹，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解放若干个城镇，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12]

加上东征时收回和扩大的根据地，南征北讨扩大的地盘，到1936年8月底，革命根据地面积扩大为东西600余公里，南北300余公里，[13]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基本规模。一共多大面积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但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有个数字，南京政府认定的陕甘宁边区的管辖范围包括：陕西18个县，甘肃4个县，宁夏1个县，还有宁夏盐池县和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也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应当是有别于直接管辖的定向的人财物招募补充地区）。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已经扩展到北起长城、东临黄河、南抵陕西淳化、西至宁夏固原的广大区域，总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超过现今宁夏的6.64万平方公里，接近现今山西省的15.67万平方公里，如果从陕西省20.56万平方公里中减去被红军占领的地块，面积不比陕甘宁红色根据地大多少。

图8

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仅有陕北和陕甘两块被分割的根据地，共4万平方公里左右，而且正处在敌人的“围剿”中。也有研究者说，如果以红军和游击队自由活动范围而论，当时方圆不下1万平方公里，而且只是实际控制着这一带的农村，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大都在国民党军队手里。[14]

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毛主席指挥红军东征，到7月底西征告一段落，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陕甘两块被分隔的革命根据地，扩大为横跨陕甘宁三省边界的一大块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时的3倍以上，也比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最大面积时的8.4万平方公里大多了。

红军成为雄居一方的强大力量，这也是所有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重要原因。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支撑日后红色首都的运转，才能成为后来的人民抗战中心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中心。

从这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

第一，东征、西征，是在看似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胜利之路。

第二，按照现在一些人的说法，中央红军长征到西北也是死地，如果不是后来的西安事变共产党就完蛋了，但历史事实是国民党军的“围剿”一再失败，红军的力量和地盘在迅速扩大。所谓完蛋是一厢情愿的说法，是书呆子的纸面逻辑。

当然，在依然具有强大优势的敌人面前，危机、危境、危难、危险会不断出现，同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也会不断地克服困难、战胜敌人、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在发展中求巩固，与那种被动防守、穷于应付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与红军传统的反“围剿”作战也不同，不是诱敌深入，而是主动出击。毛主席是把握战争本质的主动作为，是下先手棋、打主动仗，敌人还在计划中就打破和改变它，让敌人听指挥，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第四，主要矛盾是决策的根本依据，也是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毛主席善于围绕主要矛盾展开斗争，一步步地扭转历史车轮的方向。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3]第139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8页。

[5]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73-175页。

[6]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53页。源自程子华《西征战役》。

[7]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6页。

[8]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7-128页。源自聂荣臻回忆《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9]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58-161页。

[10]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30页。

[11]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56页。源自程子华回忆《西征战役》。

[12]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页。

[13]延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资料汇编》，现代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4]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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