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师傅：科技情报战，“泄密”为何防不胜防？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师傅】

随着特朗普的再度回归，大国竞争态势可能愈演愈烈，各国为保障自身在地缘政治竞争中“不输在起跑线上”，情报保障、情报先行成了各主要“玩家”的共同选择。其中，由于“科技战”的程度持续加深，科技情报领域的“斗法”也成为“显学”。

总体上，全球科情领域的特点是“强攻弱防”；最终，这一条线上的优胜方往往是情报能力突出领先的一方，但反情报侦察能力并没有拉开明显的代差。

科技情报和传统的军事情报或其他核心业务，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即情报的最终用户并不明确。绝大部分情况下，各国情报官员只能做到判别科技情报是否来源可靠，甚至连是否已经有其他渠道获取并不知情，到底谁需要、怎么用，万一并非白名单内的最终用户、应如何走流程传递……诸如此类的作业难度，都比传统核心业务纷繁复杂。

同时，科技情报源头也不像传统核心领域，基本就是靠人力或技术手段，针对编制机构、人员开展工作。科技情报到底在谁手里，到底有没有有价值的信息，都是一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同时，最终用户的需求也五花八门，并不见得仅拘泥于几页纸或几个电子文档，也可能是一个体积巨大的实物，也可能是拖家带口连宠物都捎上的一大家子大活人。

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博览会现场 新华社

一般而言，情报工作是一个广种薄收的工作，而科技情报由于其工作成果的特点，又导致其投入有相当的不可预测性——单价投入高，项目多，且不易形成矩阵。

从全球先进的实际经验来看，科情领域需要一个能针对各个领域的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术机构沟通顺畅的渠道，先把需要什么划定一个范围，然后牵头组织专家给需求分级，而不能像传统领域一样关起门来自己干，自己行业给自己认定；此外，还要避免“百万漕工”式的伙同最终用户单位浪费宝贵的资源。

正是因为最终用户分散、且散落在外部，所以科情很大程度上与所在国的实际科技与生产能力匹配。如果某企业在一个领域具有国际领先地位，那么其需求就会比较单一明了，很可能企业自己在行业里多走动走动就能解决需求。再或者，某国对一些国际组织有掌控力，通过国际组织对会员企业和国家提出申报项目，也能以一个绝对有利的地位来完成作业。

基于上述现状，一方面，科情领域不太会有玩家空手而归，比的是谁能以少数专业人员操盘、尽可能掌握一个大的体系运行。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成熟的外包服务商体系，以西方的普遍做法来看，由于情报工作不涉及执法，甚至连部分侦察工作也能外包。

当然，有更多的专业从业人员可以提升工作效果，但也存在明显的副作用。情报系统成为独立王国，插手国内政治，进行非法贸易，账外资金小金库遍地开花。所以，我们时不时就能看到西方媒体揭露其本国情报系统的丑闻，有的甚至能形成重大负面舆情。甘蔗没有两头甜，每个政治实体最终都会基于自己的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来构建相关领域。

西方情报行业极其庞大，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自然需要另辟蹊径，寻求各种生财之道；同时，又因为引入了市场竞争，就需要为自己的机构搞宣传、打名声，方便招标时获得一定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时不时会有一些开源版本的研究报告公布出来。

当然，这其中必然存在恶性竞争，于是大家也会看到一些连门外汉都觉得啼笑皆非的报告和结论——毕竟既有用户想看什么我就写什么的，也有我就是要“制造亮点”的。

但由于能力与素材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公开的部分材料也成为了打击对手的一个选项。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就专门提到了“战略公开”这个策略。

“战略公开”本质上是利用优势地位，一方面是自身的科技优势，另一方面是准确掌握落后一方的实际情况，并针对落后方的宣传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落差进行精准打击。换言之，就是使用体系上的优势，以一种“土豪不差钱”的思路欺负本钱本就不多的“穷小子”。

在美国以往的运用中，我们能看到既有具体针对人的，也有针对事的，但最终都是通过闭源获得的准确情报公开，打破对手的美化宣传，导致对手的公信力持续下降，最终获得引导对手国家内部舆论和预期的能力。

至于释放的渠道不一定直接由情报机构发布，也会由特定媒体或自媒体时代的特定koL发布。到今天为止，美国仍是全球情报领域的领头羊，但领头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单一行业的功劳，有相当程度是整体国力优势地位带来的。

但反之，正是由于优势地位、体系庞大，就无法做到防守上密不透风，甚至可以说四面漏风。不仅仅是企业相关信息，甚至连核心情报节点也时不时失守。所以，弱势地位国在科情领域上也能有不错的收获。

非法窃密设备 国家安全机关供图

如果要总结失守的原因，也有相当的普遍性。科技成果定密比较复杂，国家体系内机构谁来定、谁来销，大部分体制内科研机构并不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都有创收需求，一刀切“全部是密”，既保不住密，也不利于形成良性循环。毕竟主业是勇攀科技高峰，纯粹为了保密，那就可能形成“什么都不干最安全”的气氛。

至于体制外的私企，企业自己定义的商业秘密，如何与国家体系衔接、怎么认定是个大问题；同时，也存在私企是否愿意向有定密资质的单位公开自己商业秘密的问题。一旦定密后，企业人员出现问题，企业是否能真心做到全力配合侦察部门等等，这些都是未知数。

涉及到个人，泄密卖密人员的证据固定其实并不容易。首先要确定他泄的内容是不是密，然后要固定证据他是如何与情报人员完成的情报传递，如果是卖密还需要固定资金链。显然，这些流程都不容易做到司法层面上的铁证如山。常见的也只能是严防死守一个小范围，或者因为传统领域通报过来已经泄密而倒查源头。这种思路对于非市场化、非商业化的行业是可行的，毕竟圈子有限；但在应对市场化、上下游庞大的产业就会出现问题，最终的工作效果也会不尽人意。

以当下全球的态势来看，各国投入在科情方向的进攻力量应大于防御力量，这是普遍趋势。客观而言，想要在科情领域做到密不透风并无可能，科情也是为尽快勇攀高峰，而不是单纯为保密而保密。

此外，也需要做好内部认知与外部舆论的把控，不能幻想能够“战略欺骗”，也不能为了宣传出现与实际科研水平脱节的状况，给对手留下反复引导民众情绪的空间。

科情工作的成败，最终还是体现在整体科技实力是否够强，并不能像传统核心业务那样自己可以完成整个全流程的业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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