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宋晓丽：全球南方接连掌舵G20，预示着一股特殊的领导力量崛起

**导读：**巴西于2023年12月1日正式接任G20轮值主席国，并于2024年11月18日至19日举办G20里约峰会。从印尼、印度到巴西，以及即将于2025年担任G20主席国的南非，G20连续由全球南方中的关键大国担任主席国。在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全球治理转型的大背景下，G20议程的重心正悄然向全球南方倾斜。

以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关键中间国家”，正通过灵活的多边联合外交，在全球治理和若干国际议题中发挥越来越大的领导角色，打破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格局。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支持并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实践全球治理新议程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但也需要看到，全球南方国情千差万别，内部存在客观利益分歧和矛盾，正是这些分歧给了西方国家分化全球南方的机会。

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尼等全球南方中的经济与政治代表性力量能否在未来进一步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团结合作，是多极化能否深化的关键。

【文/黄忠 宋晓丽】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当前维持大国稳定的战略基础依旧存在，但随着大国竞争的持续展开，大国关系的尖锐、低迷和严峻俨然已成为动荡变革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这过程中，随着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德国和瑞典等传统中等强国选择站队美国、强化西方联盟体系，以往由它们领衔的中等强国外交也就此淡出国际舞台。与之对应的是，以印度、巴西和南非为首的“关键中间国家”坚持以己为主，走上了多边联合（multi-alignment）外交路线。

“关键中间国家”的内在特征

“关键中间国家”即“全球南方”国家中于后冷战时期崛起的中等国家。其范围在不同的研究中略有差异，少至巴西、印度、印尼、沙特、南非和土耳其六国，多则加上墨西哥、阿根廷、尼日利亚、泰国、阿联酋和越南等国家。“关键中间国家”又被视为关键的“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s）。在当前国际政治中，该概念是指那些对于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具有重要影响力，且对远比与某一个大国结盟更为复杂的国际合作有着不同偏好的一群“摇摆国家”。与传统中等强国相比，“关键中间国家”具有一些大致的共同内在特征。

首先，“关键中间国家”虽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经济规模可观，发展潜力巨大。传统中等强国在经济上都处于发达国家行列，“关键中间国家”经济上虽有一定发展，但与西方相比整体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边缘、半边缘角色。

2024年11月18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新华社

在世界银行于2024年1月发表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沙特这样的石油富国就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与安哥拉等穷国一起，被列为发展中国家。但从发展程度来看，这些国家已脱离了最不发达国家行列，有的国家在经济规模上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全球经济体GDP排行榜中，印度以3.94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五，高于英国和法国；巴西以2.33万亿美元位居第八，高于意大利和加拿大。此外，墨西哥（2.02万亿美元）、印尼（1.48万亿美元）、土耳其（1.11万亿美元）和沙特（1.11万亿美元）都超过1万亿美元，且都在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行列中。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也比较好，高盛（Goldman Sachs）于2022年底曾预测：到2050年，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沙特和尼日利亚的经济规模将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四、八、十一、十三和十五位。到2075年，印度和尼日利亚的经济规模更是分别会达到世界第二和第五位。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关键中间国家”是经济上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但又尚未到达目的地的“半外围”国家。需要强调的是，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更加突出。

一方面，一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中有着重要地位。比如印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巴西在大宗商品和农业领域有着明显优势，墨西哥、越南在近岸、离岸外包中地理位置优越等。当前，印度、印尼、泰国和越南都是美国为对华经济去风险化、加强供应链韧性而在印太地区进行重点合作的国家。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以独特能源和资源禀赋而成为大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如沙特的石油、印尼的镍矿和阿根廷、墨西哥与巴西三国的锂矿等。

其次，“关键中间国家”在内部政治发展进程上虽参差不齐，但国际政治影响力不容低估。传统中等强国都是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发展成熟，“关键中间国家”相较而言参差不齐，尚存差距。

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2024“世界自由度”报告中，巴西、阿根廷和南非位居“自由”国家行列，印度、印尼、墨西哥和尼日利亚的政治发展程度是“部分自由”，沙特、土耳其、越南和泰国是“不自由”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传统中等强国相对更能与西方大国合作，在整个西方体系中发挥相匹配的角色。

与此同时，“关键中间国家”在与西方大国博弈时，难免要承受对方意识形态偏见的压力。但其国际政治影响力却不容低估，除了经济外溢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外，它们还有独特优势。

一是人口规模普遍较大。2024年，印度、印尼、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口分别为14.4亿、2.8亿、2.1亿和1.3亿，中东沙漠地带的沙特（3750万）和非洲热带地区的尼日利亚（2292万）人口数也分别接近七国集团（G7）成员国的加拿大（3910万）和澳大利亚（2670万）。印尼、印度、土耳其和沙特等国家有着大量穆斯林人口，在伊斯兰世界有着巨大影响力。

二是在地区事务上普遍拥有先天地缘优势。不同于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传统中等强国，“关键中间国家”分散于全球各大洲，位居有影响力的区域大国行列，在区域和平、发展与治理议题上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是世界大国和强国争取相应地区小国和弱国难以绕开的关键力量。

印尼被视为东盟实际领导者，东南亚国家在解决东盟内部事务与管理印太地区日益加剧的大国竞争方面对其寄予厚望。类似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扼咽喉之地，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为其与大国博弈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砝码。三是在国际议程设置上的影响力同样不容低估。巴西、印度、印尼、沙特、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和墨西哥是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其抱团的力量更为惊人。自2022年以来，印尼、印度、巴西和南非依次担任G20轮值主席国，能够利用独特角色影响国际议程设置。

再次，“关键中间国家”不仅有实力有能力，而且有意愿在特定国际议题上发挥领导者角色。

传统中等强国虽有实力，但承担中等强国角色的能力与意愿却越来越低，加拿大便是其中代表。其外交政策追随美国、挑战中国、援助乌克兰、支持以色列，中等强国的角色正日趋矮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键中间国家”在国际社会追求战略自主和谋求更大政治权力的愿望正越来越强烈。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不但不再致力于保障全球安全，而且成为了五个常任理事国进行战略对抗的舞台，强调“世界大于五个，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是可能的”。为此，他要求在联合国框架下重组一个能够对世界“和平、安全与福利负责的”机构，并建设一个能够代表“所有起源、信念与文化的全球治理结构”。埃尔多安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全球领导国家，它既能独立行动、也能与其他主要大国合作推进其全球愿景。在实践中，土耳其视自己为保护和促进全球穆斯林利益的主要伊斯兰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者，最不发达国家权利的支持者和多极世界秩序的推动者。

印度、巴西和南非更是一直在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直言：“我不认为印度必须加入美国或中国轴心。我们拥有世界1/5的人口，是世界第五或第六大经济体……我们有权斟酌自己的立场。”他强调：“印度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在应对全球挑战中是一支向善的力量”。

巴西总统卢拉对安理会能否有效防止冲突在全世界蔓延持批评态度，表示安理会正在逐步丧失其公信力并陷入瘫痪，必须进行紧迫改革让安理会更具代表性，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即便传统印象中整体实力较弱的泰国，也努力在重要地区与国际事务上发挥中等强国的引领者角色。

2024年7月22日，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参加与外国驻巴媒体的小范围对话会。 新华社

“关键中间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行动

百年变局下的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发起的大国零和竞争是其中极危险的变量。这种竞争在军事、经济与战略关系等层面全方位展开，大国关系由此变得不稳定和不确定，对抗和冲突明显加剧。在这过程中，中等国家是美国极力争取的重要对象。对此，与传统中等强国纷纷选择倒向美国不同的是，新崛起的“关键中间国家”并不惟美国马首是瞻。它们一反过去以自保为目标的消极被动的不结盟立场，积极灵活地在中、美、俄、欧等行为体之间进行复杂平衡的多边联合外交。它们依据自己的利益，围绕特定议题而非意识形态，在大国博弈中纵横捭阖，并尽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拒绝成为“热战”或“新冷战”的棋子，试图成为影响大国战略竞争走势、塑造国际与地区秩序，乃至世界格局的关键力量。

其一，“关键中间国家”与美国的军事联系虽有所强化，但普遍拒绝加入美国围堵中俄的军事阵营。在美国强化军事盟伴体系的过程中，一些“关键中间国家”择机加强了与西方阵营的军事合作，如印度、印尼和越南。然而，这些国家的目标是借机提升自己的国防能力，而非帮美国火中取栗。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与传统中等强国一边倒地站在西方阵营谴责并制裁俄罗斯、军事援助乌克兰不同，“关键中间国家”虽普遍反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但不愿意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援助。

在2022年4月7日美国发起的要求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投票中，除了美国的非北约盟友阿根廷和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外，其他“关键中间国家”均选择了弃权或反对。截至2024年4月30日，仅有土耳其对乌克兰给予了6300万欧元的军事援助及阿根廷米莱政府向乌克兰赠送了两架十余年前从俄罗斯购买的直升机，没有任何其他“关键中间国家”对乌克兰提供过军事援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西方对俄罗斯进行挑衅政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良好工作关系，并表示土耳其“一直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

还有部分“关键中间国家”试图通过斡旋等手段促成俄乌停火止战。土耳其和联合国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黑海倡议”，允许通过安全的海上人道主义走廊，从乌克兰三个主要港口向世界各地出口谷物、其他食品和化肥。这对于解决全球粮食供应、平抑国际市场食品价格起到了重要作用。2023年8月，沙特邀请了40多个国家举行峰会，协商如何促进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此外，墨西哥、巴西、印尼和南非等国都以各种形式提出过自己的乌克兰危机和平倡议或计划。

2024年10月31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人们参加第八届沙特“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新华社

其二，“关键中间国家”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有所提升，但没有根本改变与中俄经济合作的步伐。美国开展大国竞争战略以来，一些“关键中间国家”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有所提升，比如印度、印尼、泰国和越南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墨西哥加入了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印度和沙特加入了美国倡导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项目。但是，美国没能从根本上影响“关键中间国家”在对中国和俄罗斯经济交往中的自主决策，即便西方祭出了经济长臂管辖的大棒。“关键中间国家”普遍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对于美国限制中国高新科技行业发展的举措，“关键中间国家”应者寥寥。

越南前国家主席武文赏、总理范明政先后接见华为企业高管，鼓励华为在越南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建设中做出贡献。沙特很大程度上将其2030年愿景计划的实现依赖于同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企业包括了华为与阿里巴巴，领域则有美国极为敏感的人工智能与云服务。巴西不理美国干预，坚定让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总统卢拉访华时甚至专门参观了华为的一个技术中心。即便是对华数字技术使用进行限制的印度，也让中国在2023–2024财年重新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印度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98.5%是工业品，占其所有工业品进口总额的30%。而在2023–2024财年印度进口的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和电器产品中，中国占比达43.9%。此外，中国还与阿根廷、南非、印尼和土耳其等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和泰国达成了数字人民币结算出口的伙伴协议。

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令大国格局出现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激烈的动荡。在这场危机中，没有一个“关键中间国家”主动制裁俄罗斯。它们在西方制裁长臂管辖不到的地方，保持甚至扩大了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印度就是其中代表。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印度迅速成为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之一，危机之前印度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俄罗斯石油在其进口中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危机爆发之后，印度进口的俄罗斯石油量开始飞速增长。到2023年6月，印度每天购买俄罗斯石油200万桶，约占其进口总额的45%，同时俄罗斯51%的海运石油出口到了印度。印度不仅自己使用这些石油，而且还对其进行提炼，再加价转手卖给第三方，包括欧盟等禁止直接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

到2023年12月，俄印两国贸易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全年贸易额更是达到创纪录的650亿美元。对于外界有关印度购买俄罗斯能源的质疑，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这一政策在稳定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肯定。而对他在这个问题上有关印度“足够聪明”的言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只能尬笑。

其三，“关键中间国家”与美国的战略联系虽有所密切，但它们在与中俄进行战略合作带领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的努力方面步伐更大。近年来，美国同样从战略高度加大了拉拢“关键中间国家”的步伐，比如2019年给予巴西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2023年升级与印尼和越南的关系至全面战略伙伴。但美国的这种做法并未实质影响“关键中间国家”与中俄的关系。作为对美国拉拢的回应，这些“关键中间国家”在坚持既有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基础上，选择与多个国家同时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网络，以便自己在与大国相处中能够左右逢源，拥有更多战略主动。

比如，越南虽与美国在2023年9月将双边关系升级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又在当年12月宣布与中国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2024年6月，普京也亲自访问越南以进一步深化双边于2012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越南依然坚持其不加入军事同盟、不结盟对抗另一国、不允许外国在越南设立军事基地和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四不”政策，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关系也在升温。

越南通讯社与新华社专业合作协议（右）及两国投资合作（左）签字仪式。 越通社

更为重要的是，“关键中间国家”正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机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方面，2017年6月，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2022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首次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明确表示其目标就是让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2023年3月，沙特内阁正式承认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地位。目前，金砖国家正努力摆脱在国际支付中对美元的依赖，创建不使用美元的国际汇款和支付替代系统。其中，巴西总统卢拉在多个场合公开质疑美元主导国际贸易的合法性，主张金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用自己发行的货币取代美元。

“关键中间国家”更加自信地利用各种国际多边舞台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印度利用2023年9月主持G20峰会的契机，说服美国和欧洲将峰会重心放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全球债务和气候融资等较贫穷国家关心的议题上。此次峰会上，印度也成功使非洲联盟加入G20，获得了与欧盟一致的地位。除此以外，印度独立组织了两届“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在第二次峰会上，印度宣布创建全球南方国家卓越中心，以便对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发展挑战进行研究，并提出实际解决方案。

巴西总统卢拉在2023年9月19日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利用巴西在协调气候外交方面成为全球南方国家领导者的身份，强调全球南方国家的弱势群体受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的影响最大，呼吁开展紧急、全面的国际合作。卢拉政府还计划利用巴西即将举办2024年G20峰会和202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契机，发起新的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比如对抗饥饿和气候融资的倡议。

“关键中间国家”多边联合外交发展的原因

不难发现，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竞争日益激烈之时，“关键中间国家”坚持不选边站、开展灵活的多边联合外交，拒绝国际关系中的对抗与冲突，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其选择有着深刻原因。从根本上说，百年变局下，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导致了国际体系结构发生变迁，相应的国际秩序变革需求也随之产生。这种情况下，“关键中间国家”有内在动力去开展多边联合外交。这些国家还有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记忆，有着对冲、中立和不结盟外交的传统以及对多边主义的坚持，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感到失望，对与中俄合作怀有希望，并对国际秩序多极化发展充满信心。

首先，“关键中间国家”普遍不认同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世界在大国竞争中的合法性。百年变局下，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其在全球体系中的实力优势并未转化成道义上的优势。包括“关键中间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对于美国在内政外交上的一系列问题洞若观火，不愿意在大国竞争中任其予取予求。

美国国内矛盾的激化与政党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的外溢，使得外界对于美国发展的信心严重动摇。两党斗争和政治极化对美国内政外交的负面效应非常明显。特朗普任职四年中，有28%的驻外大使职位一直处于空缺中。而在拜登政府任期开始的一年半时间里，美国27%的驻外大使职位，包括印度和沙特等重要国家的大使职位，都未获参议院批准。而到拜登政府任期行将结束为止，仍有30多名政府提名的大使和高级外交职位人选未获参议院批准。这种情况下，各国很难对美国未来政策的稳定性和预见性保持信心，也无法对所谓美式民主的发展前途保持信心。由此，当拜登将大国竞争形容为民主和集权之争，并对世界喊出为民主而战的口号时，“关键中间国家”自然不会轻易为其站队。

更何况，“关键中间国家”本身就在意识形态层面与美国矛盾重重，不满其虚伪言行。“关键中间国家”国家政治制度差异很大，即便是所谓民主国家内部对于意识形态的认知也无法和美国达成一致，双方难以产生共鸣。

越南和拜登政府在人权和民主议题上分歧深刻，公开表达过对白宫因其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而拒绝邀请其参加全球民主峰会的不满，重申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决心。印尼对于1965–1966年间美国支持苏哈托政权对共产党及其支持者进行清洗造成了百万人伤亡的事件记忆犹新，其中有着大量无辜平民。印度将美国在民主、人权、少数族裔上的态度视为霸凌，并不悦美国在印加因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辛格·尼贾尔（Singh Nijjar）被杀而造成的外交对峙问题上的态度。

不仅如此，“关键中间国家”还不满西方对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援助过少，反对美国选择性遵守联合国原则与规范，不认同美国以意识形态为借口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任意使用单边制裁措施，尤其担忧美国滥用美元主导地位任意制裁，认为西方支持乌克兰的诉求是伪善的。

巴以冲突再次发生后，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更是令“关键中间国家”质疑其所谓道德权威的真实性。因此，当美国呼吁这些国家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奉献时，后者认为美国只是为了应付与中俄的硬实力斗争而在刻意迎合，自然没有兴趣与之配合。印尼甚至有观点认为，西方将印尼视为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国际游戏的棋子，而非一个主权国家和平等伙伴。因此，当外界试图以网络安全等理由说服印尼放弃使用中国数字技术时，后者直接以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予以驳斥，辩称并非只有中国会“监视”印尼。

2023年12月8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现场。美国当天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一份旨在推动实现巴以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供图

其次，“关键中间国家”不愿也难以承受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美国的代价。“关键中间国家”整体上与美中俄三方都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尽管具体情况各有差异。理论上，“关键中间国家”在大国竞争中倒向美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美国能够给它们提供超过与中俄合作的收益，或能够给它们造成大于与中俄合作的损失。然而在实践层面，无论是美国自身还是美国集整个西方世界的力量都做不到这些。事实上，长期互惠互利的合作已成为推动“关键中间国家”在百年变局中与中俄发展关系的主要纽带与强劲动力。

中俄对于“关键中间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已不低于甚至大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收益的角度来看，中国已成为巴西、印度、印尼、尼日利亚、沙特、南非和泰国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诸多“关键中间国家”也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并从中获利丰厚。一些“关键中间国家”对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寄予厚望。

印尼希望中国能够助推其产业结构升级，土耳其希望中国帮助其成为欧亚大陆交通网络的重要枢纽，沙特希望借助中国摆脱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等等。可以说，这种“关键中间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强劲合作已非外界简单用诱拉或施压方法就能改变。当面对来自西方有关与中国经济合作的质疑时，沙特能源部长本·萨勒曼亲王（Abdulazizbin Salman）直接选择无视。他强调，“作为一名商人，机会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无须选边站”。

即便是对美国经济依赖比较高的墨西哥，在美国对华贸易战中也享受到了近岸外包的红利，希望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借助中国加快发展速度。实际上，中国连续多年是墨西哥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墨西哥也稳居中国在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2024年1–3月，中墨贸易更是强劲增长11.41%。“关键中间国家”更加偏爱中国提出的类似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国际融资制度。在它们看来，这些融资制度比西方各种吝啬、苛刻且利己的资金提供条件要公平得多。

从损失的角度来看，“关键中间国家”的发展前景虽比较亮眼，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脆弱性比较高，很难经受住在大国竞争及地缘政治冲突中选边站的代价。印尼化肥进口总额的1/4来自俄罗斯，同时它也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小麦出口市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直接诱发了印尼的通货膨胀，并造成更为严重的食品短缺问题。一些“关键中间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就已与俄罗斯进行了高水平的、不易取代的安全合作。土耳其早在2020年就因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受美国制裁，印度的主要军事装备来自前苏联和俄罗斯，越南长期依赖俄罗斯的武器。印度的一名高级政策制定者表示：“为了国防准备，与俄罗斯保持富有成效的关系符合印度的利益。”

2019年7月12日，在土耳其安卡拉，一架大型俄罗斯运输机在穆尔特德空军基地卸货。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12日表示，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已开始交付。土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该系统首批设备运抵土首都安卡拉。 土耳其国防部

最后，世界多极化大潮使得中等强国力量敢于进行多边联合外交。百年变局下，“关键中间国家”既在世界多极化大潮中发展，也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强大力量。2000年，西方G7占世界GDP的65%，到2020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46%，到2050年有可能进一步下跌至33%。与此同时，以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七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则由2000年的11%上升至2020年的28%，到2050年有可能进一步上升至41%。

1990年，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以21%的人口拥有世界80%的财富，而到2030年，经合组织将会以17%的人口占有世界40%的财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富人俱乐部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诸多对当前国际秩序现状持怀疑态度的前殖民地国家，在收入、人口、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上与日俱增。

在“关键中间国家”看来，世界正处于后殖民时代，19世纪的历史不平等融入了20世纪创建的国际体系，也正阻碍世界数十亿人的发展。随着国际格局的发展，它们越来越敢于拒绝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为维护优势地位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认为，一个非常西方化的世界正因乌克兰危机而极速消逝，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多边联合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国将会选择自己的“特定政策、偏好与利益”。他强调，“欧洲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而世界的问题却不是欧洲的问题”这一想法已行将就木。印度政治理论家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说：“乌克兰战争削弱了人们对西方大国的信任，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冲赌注上”，“印度觉得它已经把美国搞清楚了：是的，你会不安，但你无能为力。”

印尼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国家外交政策协会创始人兼主席迪诺·帕迪·贾拉尔（Dino Patti Djalal）主张，“在21世纪，世界秩序将不是由超级大国或主要大国塑造，而是由中等强国的扩散决定”。他强调，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中等强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且每个中等强国都有规模、雄心和资源来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越多中等强国不依附于超级大国，世界事务的结构（texture）就会越好。

在此背景下，“关键中间国家”普遍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视为推动国际秩序多极化与公平化的重要手段。巴西试图在地缘政治议程设置中扮演更大角色、获得更高国际地位，就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支能够软制衡美国并缓和美国单边主义负面影响的积极力量。

“关键中间国家”多边联合外交的影响

“关键中间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极大冲击了以大国为中心的传统国际秩序观，成为影响百年变局走势的重要变量。在“关键中间国家”的带动下，全球南方国家新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令人瞩目，应对共同挑战、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继续成为时代强音。“关键中间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也使得美国在围堵中俄两大国时受到较多掣肘，削弱了大国竞争的烈度和破坏程度，动荡变革的世界由此维持了来之不易的相对稳定，多极化趋势加速显现。

“关键中间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引领了全球南方国家新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再次凸显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乌克兰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希望能够集合全世界的力量孤立、制裁和围堵俄罗斯。但在“关键中间国家”的带领下，全球南方国家消极响应甚至积极反对西方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对俄罗斯的孤立，消极配合甚至积极抵制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在双边关系中继续保持甚至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友好交往。

2022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就是否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席位的投票中，包括主要新兴强国在内，共有24个国家投反对票，58个国家投弃权票。反对国家拥有21亿的人口和21.8万亿美元的GDP，弃权国家拥有36亿的人口和15.1万亿美元的GDP。这一投票结果表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并不赞同维护西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更何况，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俄罗斯的全面失败。在它们看来，俄罗斯的崩溃将会打开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这足以导致远在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的不稳定。

2022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表决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

不仅如此，在“关键中间国家”的带领下，它们还敢于利用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中的道德虚伪，就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公平遭遇批评西方，并要求补偿。2023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闭幕式上，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提出了一个看似与国际金融无关的话题。在面向数十位全球领导人发表讲话时，他就新冠疫苗问题表示，“北方国家……正在霸占它们（疫苗），它们不想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将疫苗投放出来”，“这引发并加深了我们对北方国家的失望和怨恨。因为我们感觉，北方国家民众的生命似乎比全球南方国家民众的生命重要得多”。对于“关键中间国家”领衔全球南方国家进行的新不结盟运动，西方不得不予以回应。

2023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访问了印度、越南和印尼，深化与三国的接触。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声称，“必须给世界、尤其是全国南方国家，更好的价值主张”，“必须兑现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和气候承诺”。大国权力政治受到了极大冲击，世界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事业继续受到重视。

“关键中间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令中俄在面对美国的战略围堵时有了很大回旋空间，大国竞争的烈度与破坏程度受到极大削弱，世界的多极化图景也更为明朗。冷战时期的大国竞争是美苏霸权而角逐，当时全球南方国家虽对霸权主义行径不满，但因为实力不足只能选择尽量置身事外，以免殃及自身。在缺乏有效缓冲空间的情况下，美苏迎头相撞，冷战也就一直处于紧张对抗的氛围中。而今大国竞争则是美国为维护霸权、中俄为实现生存和发展权而进行的斗争，此时全球南方国家在“关键中间国家”的带领下不但有能力可以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说不，而且还凭借自身特殊优势成为大国争取和倚靠的对象，进一步塑造地缘政治格局。

在2023年9月的东亚峰会上，东南亚国家支持印尼总统佐科有关呼吁缓和中美俄紧张局势、避免冲突的观点。同月的G20峰会上，在印度和印尼的斡旋下，会议公报避免直接批评俄罗斯，只重申各国须避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寻求获取领土”。这种情况下，虽然百年变局下的大国关系进入了复杂的“类冷战”时期，但大国竞争的烈度和破坏程度得到了极大控制。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关键中间国家”的支持与带领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硕果、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的影响力日益壮大，极大冲击着自由主义秩序。巴以冲突再次发生后，南非向国际法院诉讼以色列在加沙执行种族灭绝、巴西宣布永久撤回驻以色列大使、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声援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

对此，巴西瓦加斯基金会（FGV）国际关系教授马蒂亚斯·斯佩克托（Matias Spektor）直言，“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永远不可能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真正局内人”，“它们将试图在国际制度中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挑战西方对合法性和公平的理解”。这也说明，单纯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标准来衡量国际政治的极化问题，认为国际政治正在两极化的观点存在缺陷。与此对应的是，政治影响力将成为日益重要的指标，世界的多极化图景将更为明朗。

展望未来，“关键中间国家”将会继续团结全球南方国家，一方面，在气候变化、粮食危机与反恐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积极合作，要求西方国家切实履行承诺承担更多义务，努力实现群体性发展；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谋求更多话语权，改变边缘地位。此过程前途光明，但道路将会非常艰辛。

一是美国依然对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最大。从贸易、金融和外交关系等数据分析来看，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对拥有全球南方国家最多的77国集团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这一现状在2030年之前都不太可能受到挑战。从这点来看，“关键中间国家”指望短期内结束美国单极霸权对世界的主导和自由主义秩序自我终结显然不现实，美国仍将主要是“联合”而非单纯反对的对象。

二是“关键中间国家”在克服自身的脆弱性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仍有较多困难。有着“阿根廷特朗普”称号的米莱上台后，不仅在经济上采取“休克疗法”令国家和民众陷入更大灾难，在外交上也放弃了多边联合外交路线，几乎一边倒向了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支持西方阵营和在加沙冲突中支持以色列，更是宣布不再加入金砖国家组织。

2023年12月10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在总统府玫瑰宫阳台上向民众发表演说。 新华社

在最近的南非和印度大选中，执政的南非国大党和印度印人党都是惨胜，即得票数虽第一、但未能过半，为近几届选举所少见，这种结果虽未对两个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产生颠覆性影响，但却暴露了各自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一旦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中间国家”的地位必然会再次矮化，其多边联合外交自然无从谈起。

三是“关键中间国家”在弥合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分歧、强化共同利益目标上仍需付出较多努力。“关键中间国家”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国情千差万别，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在具体利益诉求上也比较多样。在联合国，巴西和印度一直试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阿根廷和巴基斯坦则试图阻止二者实现目标。一些自由派政府领导的拉美国家试图推进性别与同性恋权利的议程，但却遭遇一批保守国家包括穆斯林国家的反对。

2023年10月27日，印度在联合国呼吁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投票中与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分道扬镳，选择了弃权。令人不安的是，也有“关键中间国家”在外交中倾向于搞地区霸权主义政策，试图欺负和剥削更为弱小的国家。

凡此种种都说明，“关键中间国家”的多边联合外交虽值得期待，但仍面临着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多极化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